在当今社会,媒体扮演着信息传递的重要角色,但它是否全然中立?批判性话语分析(CDA)提供了一种深度分析的框架,帮助我们揭示文本和会话中潜藏的意义,并探讨语言如何巩固权力关系、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反映。
CDA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不仅反映现实,还在塑造社会现实。这种方法结合了话语的批评和解释,揭示语言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塑造社会现实,并可能因此成为改变现实的依据。学者们认为非语言性社会实践与语言实践相互构成,突显语言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性。
批判性话语分析起源于1970年代由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罗杰·福勒(Roger Fowler)等人所发展的「批判性语言学」。此后,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和鲁斯·沃达克(Ruth Wodak)的贡献使CDA逐渐成为研究话语的重要方法论。
费尔克劳提出的三维框架是CDA研究的基础,包括对语言文本的分析、话语实践的分析(文本的产生、传播与消费过程)与话语事件的分析(社会文化实践的实例)。这使得研究者能在微观层面分析文本特征,如语法、隐喻和修辞工具,而在中观层面研究文本的生产与消费背景。
语言应当作为社会实践进行分析,而非孤立地观察。
在宏观层面,研究者要关注文本的跨文本和跨话语元素,考量影响文本的重要社会潮流。例如,在澳大利亚,斯蒂芬·蒂欧(Stephen Teo)揭示了媒体报导中对越南青年的种族主义表现,显示出主流媒体在塑造公众意见中的影响力。
然而,CDA并非没有争议。有批评者认为,CDA的分析范畴过于宽泛,难以精确识别话语中的操控,同时,又不足以发现所有预期的研究成果。对此,费尔克劳强调,研究者要明智地平衡多种分析层面,充分理解语言的社会力量。
此外,Teun A. van Dijk 的方法结合了认知理论与语言和社会理论。他的三层次框架包括了话语、认知和社会,这有助于理解如何通过日常话语强化较大的社会现象。尽管如此,批评者指出,他的方法往往专注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却对转化缺乏足够的关注。
CDA的应用范畴不断扩展,涵盖媒体研究、广告文本、英语教学等领域。
透过分析广告文本和媒体报导,CDA揭示了权力和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作用。随着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CDA的研究方法已越来越成熟。学者们如费尔克劳、沃达克和范迪克等人在此领域的重要贡献,使得CDA能够不断反思与发展。
在实践中,CDA被用来分析媒体如何报导法庭案件,这类分析揭示了媒体报导背后潜藏的政治操控,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社会对刑罚的认知。帕梅拉·施尔兹(Pamela D. Schulz)指出,许多国家的媒体报导中都存在着渲染「严厉判刑」的倾向,这使得呼吁改变立法的声音无法真正奏效。
透过批判性话语分析,我们得以更清楚地看见语言与权力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举例来说,在面对政策宣导和社会议题时,媒体的报导往往富有引导性,甚至可能在无意识中传递偏见与歧视。如此一来,如何能让人们意识到这些潜在的权力操作,并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