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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权到行政法：气候诉讼的多元法律途径是什么？
随着气候变迁成为全球最紧迫的议题之一，气候诉讼已成为环境法律的一重要分支。这类诉讼通常涉及对国家及企业的法律挑战，旨在促进气候变迁的减缓工作。面对气候变迁政策的缓慢进展，越来越多的活动家和律师转向国内和国际司法系统，寻求法律途径来加强气候行动。
气候诉讼主要围绕五类法律主张展开：宪法法、行政法、私法、消费者保护法以及人权法。
这些法律主张中，宪法法主要关注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行政法则针对行政决策的合理性进行挑战。私法主要用来对抗企业的疏忽行为，而消费者保护法则用于制止企业不实陈述对气候影响的误导行为。人权法则将不作为视为对基本人权的侵犯，譬如健康环境的权利。
随着法律框架及国际法规的不断演进，各国法庭的相关案例日益增多，形成了一套促进气候行动的法律依据。这些诉讼案例均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促进气候正义，特别是支持年轻一代的气候运动。自2015年以来，基于人权的论据在气候诉讼中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高调的气候诉讼案例包括：Leghari v. Pakistan、Juliana v. United States 和 Urgenda v. The Netherlands，这些案例的背后不仅是法律的挑战，还有对未来世代的负责任态度。
例如，在「Leghari诉巴基斯坦联邦」一案中，法庭裁定政府违反了国家的气候变迁政策，并要求成立气候变迁委员会以实现政策目标。而「Urgenda案」则成为全球气候诉讼的重大先例，荷兰法院要求政府在2015年前必须减少25%的碳排放。
不仅在荷兰，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基于气候的法律行动。例如，意大利的Giudizio Universale案就要求政府在203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92%；而在德国，最高法院也认为政府的气候保护措施不足以保护未来世代。
这种类型的诉讼不仅可在国家层面上展开，还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发生，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法律支援系统。
此外，气候诉讼的成功案例通常会引起国内法院的关注，并鼓励其他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法律行动。例如，韩国宪法法院近期的裁决指出，无法对未来世代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的政策是违宪的，这一判决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气候法律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气候诉讼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许多案例在法律程序中遭遇挑战，甚至被驳回。例如，美国的Juliana案经过多年的诉讼，最终未能成功。这类案件的复杂性及其持久性使得不论是在成本或时间上，诉讼者都面临巨大挑战。
气候诉讼的迅速增长，反映了民间对于气候行动的强烈诉求，更彰显了法律在保护地球及其居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根据2022年12月的报告，全球气候诉讼案件已达到2180起，其中美国占据900多起，而其他国家则有多起案例。同时，许多国际法律先例正在启发各国的气候行动。
在这些法律途径中，气候诉讼的多样化成为了当前最具前瞻性的法律潮流之一。随着这些案例的增多，我们不禁要思考，未来在应对气候变迁的法律战场中，关键的突破点又将会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