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博夫(William Labov)首次提出性别悖论以来,这个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观察到「女性在明确规范的社会语言学规范上比男性更符合,但在无法明确规范的场合中却不如男性符合」的矛盾情况。不仅如此,女性在使用高级语言形式上显示出杰出的能力,并且在语言变迁中经常扮演创新者的角色。
「在稳定的社会语言变数中,女性显示出较低的污名化变数使用率和较高的高级变数使用率。」
根据拉博夫的定义,性别悖论可分为三个主要原则,这三个原则共同解释了女性在使用语言时的复杂行为。首先,当语言变数不经历变化时,女性对标准形式的偏好显著高于男性。实际上,社会语言学家在多个社会中均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例,例如彼得·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于1968年对英国诺里奇的(n)变数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在使用标准形式[ɪŋ]时的频率,明显高于对应的非标准形式[ən ~ n̩]。
「在语言变迁中,有意识的变化往往由女性推动,她们以更高的频率采用高级形式。」
第二个原则表明,在自上而下的语言变迁中,女性更容易接受高级形式。这类变化大多出于人们对社会地位的敏感性,通常伴随着一定的语言焦虑。多项研究显示,女性不仅主导消除被污名化的形式,还会更快地采用新兴的高级形式。类似于纽约市的(r)-发音和法国巴黎的音位变化等现象都可见女性的影响力。
「在自下而上的语言变迁中,女性使用创新形式的频率比男性更高。」
第三个原则则指出,当语言变迁不被社会意识到时,女性往往是推动变化的主要力量。例如,在美国北部城市中,女性在声音变化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研究显示,性别是导致声音变化的重要因素,女性往往是引领创新语言变迁的关键。
针对性别悖论,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但均未形成统一的说法。
一种观点是女性可能拥有某种内在的生物学优势,使她们在语言使用上表现更好。然而,这一理论无法解释性别差距的变化,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未能保持一致的观察结果。
另一种解释则源自女性对语言变体社会地位的敏感性。由于历史上女性对经济资本的限制,她们可能会有意无意选择高级形式,以提高社会资本。这一观点虽然能解释一些现象,但并未完全解释 contemporary 社会中性别平等时期女性高级形式使用的持续性。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语言差异与他们的社交网络结构有关。男性通常拥有更为紧密的地方性社交网络,而女性则拥有更为开放的网络,这导致她们更倾向使用标准变体和接触创新形式。
然而,在性别悖论的发现过程中,还有许多合并和解释的困难。例如,各地的数据显示,支持该悖论的证据并非普遍适用。大部分数据来自于印度-欧洲语言的研究,但在亚洲、非洲及中东的研究中,结果往往呈现出相反的趋势。
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女性在语言使用中的角色正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她们在语言创新和变迁中的主导作用不仅展示了她们的语言能力,更引发了对社会结构的深入反思。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能更深入地挖掘语言、性别与权力之间的关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