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中国,身份证明不仅仅是个人的需求,它实际上也是当时社会管理与控制的一部分。护照的概念并非现代社会的专利,事实上古代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类似的身份证明制度。护照被称为「专」,据说是由专门的官员负责发放,这无疑反映了古代帝国对于内部与外部流动的掌控与规范。
在西汉时期,护照中记载着持有者的年龄、身高和身体特征等详细资料。
古时候交通不便,资讯传递也较慢,因此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来管理出入境的人员。这种护照不仅起到通行证的作用,同时也是对个人身份的确认,确保人们在出入不同的地方时,能够被正确识别。在当时,无论是流民还是小孩,几乎每个人都需要持有这类文件。即使是年幼的婴儿,只要不在母亲的护理下,也需有护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并未因技术的进步而消失。相反,类似的身份证明在中世纪的伊斯兰帝国和欧洲的发展中也显示出其重要性。在伊斯兰文化中,税收收据作为一种基本护照存在,确保只允许已缴税的人自由通行。这同样在欧洲的各国得到了体现,最早的护照可追溯至亨利五世的统治期间,帮助其人民在外地证明身份。
护照的存在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流动的控制与管理。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开始强化对边界的护照要求,以保障国家安全,控制拥有特殊技能的移民出境。随着这些措施的持续,护照的使用也成为了一种标准化的程序,尽管这样的措施常常引起争论。尤其在1920年代,英国游客对护照上附加照片和身体描述的要求表示不满,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对个体的贬低与去人性化的表现。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奥斯曼帝国便在其边界设置检疫站,以控制传染病的蔓延。这不仅是个人健康问题,更是国家边界安全的表现。在与希腊的边界上,所有出入奥斯曼帝国的旅客都需进行9到15天的检疫,若有疫情出现,军队更会介入强化边界控制。
然而,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移民的增多,尤其是在非洲与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开始实施限制性边界控制,以规范哪些人可以进入。这样的政策对某些群体,如亚洲人和南欧国家的人,显露出明显的不公正,形成了历史上的歧视性法律。英语系的殖民地像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中的「白澳政策」以及「中国排斥法」,都显示出边界控制与种族歧视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边界控制的措施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其基本目的依然如故:即控制流动,维持国家主权及安全。英国的国籍法从认可所有英联邦国民为英国公民逐渐演变,在当今的复杂体系下,首次引入了多种国籍类别,而这些控制措施引起的争论至今不息。
在当前面对COVID-19疫情时,全球的国界控制进一步收紧。许多国家被迫实施入境禁令和检疫措施,这不仅是控制疫情扩散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对社会安全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护照的作用能否转变为一把双刃剑?它在保障我们安全的同时,是否也可能抑制了人们的流动自由?
历史上,护照和边界控制的存在无疑是映照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矛盾的缩影。对于古代中国而言,护照的使用不仅是通行的凭证,更是维持社会结构和秩序的重要工具。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制度在现代社会变得复杂而多元。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身份证明及边界控制能否找到一个更具包容性及公平性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