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社会期望偏误是一种回应偏误,指的是调查受访者倾向于以他人认为喜欢的方式回答问题的现象。这可能表现为过度报告「好行为」或低报告「不良」或不受欢迎的行为。此次偏误在自我报告的研究中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挑战,妨碍了对于平均倾向以及个体差异的解释。
这种偏误使得针对个人能力、性格、性行为及药物使用等议题的自我报告变得尤为令人担忧。
例如,当受访者被问及「你多久自慰一次?」时,社会对自慰的禁忌可能会使他们低报此行为的频率或选择回避回答。因此,从自我报告的调查中得出的自慰平均率可能会被严重低估。相似地,当问及「你有使用毒品/非法物质吗?」时,受访者也可能受到环境的影响,感到太过于社会禁忌而否认其使用,或是将其行为合理化,如说「我只有在朋友面前抽大麻」。
在性伴侣的报告中,男性往往夸大其数字,而女性则倾向于低报;不论如何,这两种情况下的平均报告都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偏误的影响。
其他敏感的话题,如自我报告的性格特征、个人收入、低自我价值感、药物服用规范、宗教信仰等,都可能受到此偏误的影响。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情境中,受访者可能由于怕受到他人评价的压力,而选择隐藏真实情况。这使得研究人员在解读数据时面临一个重大挑战:究竟这些自我描述是在反映实际的人格特征,还是受到社会期望的影响?
研究显示,不同社会群体的回应风格在社会期望偏误上存在显著差异。在1953年,艾伦·L·爱德华兹首次提出社会期望的概念,通过一系列实验揭示该偏误对人格测量的影响。他开发了首个社会期望量表,其中包含39个是非题,这些题目能够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相当高的评估一致性。后来的研究表明,社会期望偏误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自我描述的真实性,进而影响到各类件的调查结果。
由于人们在表达时对社会期中的期待有不同敏感度,这使得区分具有良好特质且真实回应的个体和那些扭曲答案的受访者变得困难。
直到1990年代,最常用的社会期望回应测量工具是马洛―克朗社会期望量表,这一工具在心理学的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精确地衡量社会期望偏误,德洛伊·L·保罗斯在1991年提出了平衡期望回应量表,设计用来测量两种类型的社会期望回应,包括印象管理和自我欺骗性强调。
减少社会期望偏误的方法有多种,其中匿名和保密的调查方式已证实能显著提高受访者的真实报告率。当受访者感到不必面对面回答问题时,往往会更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研究也发现,使用一些特定的问题技巧也能有效降低此类偏误的发生。此外,随着技术的进步,利用电子问卷来进行保密的调查已逐渐成为流行的方法。
这些方法的有效性确实存在争议,尤其是在处理一些极为敏感的问题时,研究者需要非常小心。
因此,我们不禁要思考:在这样一个日益重视个人隐私和真实性的社会中,我们是否应该寻求更为有效的方法,以确保能够真实反映社会现象和人性本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