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太平洋十年振荡(PDO)作为重要的气候变迁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PDO是一种在中纬度太平洋盆地中反覆出现的海洋-大气气候变化模式,会对从阿拉斯加到加利福尼亚的沿海海洋和大陆表面空气温度造成影响。 PDO的变。形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通常呈现出在几年到几十年之间的波动。
PDO的正向相位常常伴随着西太平洋的降温和东海洋的升温,反之,在负相位则情况正好相反。
根据研究,PDO的极性反转,分别在1925年、1947年和1977年发生,这些转变与北太平洋的鲑鱼产量模式发生剧变有着密切关联。特别是后两者的变化与北太平洋鲑鱼产量的急剧波动相吻合,引发了生态系统的深刻反思。
某些研究指出,PDO指数可以被重构为热带强迫和外热带过程的叠加。
不可否认的是,PDO的机制相当复杂,不同于像厄尔尼诺-南方振荡(ENSO)这样的单一物理模式。 PDO体现了多种动力来源的多样性,并且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显示出明显的变化。对于短期的年际时间尺度,PDO的变化主要是由随机因素和ENSO驱动的Aleutian低压系统的变化组成;而在十年尺度上,ENSO的远距联结、随机大气强迫以及北太平洋海洋环流的变动则起着相似的重要作用。
在厄尔尼诺事件中,热带海洋的变化能够透过“气候桥”影响到全球规模的气流模式。
目前的观点认为,ENSO的影响通常是通过“气候桥”的方式传递,经由Rossby波的生成来现象化。这种波动可以在几周内改变北太平洋的温度和湿度分布,并使区域内的能量和水分交换产生明显影响。
举例来说,在正PDO相位下,Aleutian低压会得到加强,导致沿北美西海岸气温上升,而在墨西哥和美国东南部则普遍较低。这样的变化还会影响到冬季的降水模式,导致阿拉斯加沿岸及美国南部西南地区的降水量增加,而在加拿大、东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则相应减少。
在过去,PDO历史上出现的多次转变充分显示其对生态系统及气候模式的深刻影响。
在26世纪以来的树轮年代表中,PDO的波动被重建,可追溯至993年。但在1800年之前,PDO变化的强度是不足的,与此同时,MEDIEVAL期间的持久负相位与热带太平洋中的La Niña现象和南西美国长期干旱的情况相一致。
20世纪的几个制度转变,特别是1924/25年、1945/46年以及1976/77年,这些转变显示出与SST(海表水温)、SLP(海平面气压)、降水和云量的变化有着明显的关联。这段历史不仅是气候演变的重要纪录,也提醒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和思考的必要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PDO虽然在某些时期会以正负的形式出现,但其海洋和大气的互动依然是持续且复杂的。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PDO的预测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 NOAA的预测结果显示,过去几个季度的PDO变化,通常是依赖于ENSO及全球气候趋势,因此其可预测性仅限于4季。此外,对于如何在内部和外部强迫的影响下进行有效的预测仍然是一个未解之题。
随着对PDO的了解逐渐深入,我们是否能够找到更有效的方式来监测和预测这一影响深远的气候模式,并及时应对由此带来的气候变化挑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