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盾牌这一概念,最早由印度国父甘地所提出,作为在面对强权时,抵抗压迫的一种非暴力手段。在战争、冲突和政治斗争中,将平民用作保护合法军事目标的一种策略,历史悠久且深具争议。
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强迫受保护人员充当人类盾牌被视为战争罪。法律教授Eliav Lieblich曾指出:「武装团体对其控制下的平民所造成的伤害负有一定责任。然而,认为这可以使另一方免于责任,则是不正确的。」法律教授Adil Ahmad Haque反驳了美国国防部的观点,他认为,即使是被迫做出这一选择的平民,仍然享有法律和道德的保护。
「即使是无辜的平民,也应当避免不必要和过度的伤害。」
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的第23条规定,战斗方不得迫使敌方国籍的民众参加对其本国的战争行动。这意味着,在战争中,强迫平民行使军事行为是被禁止的。
在第二次意义的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意大利军队系统性地轰炸医疗设施以打击埃塞俄比亚国家。意大利指控埃塞俄比亚利用医院作为隐蔽武器的基地。
在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期间,英军经常将被捕的阿拉伯民众用作人类盾牌,目的是防止叛军进一步攻击。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萨达姆·侯赛因政府拘留数百名西方国家的公民,作为人类盾牌,意图威胁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中,谴责伊拉克故意将军事武器部署于民居中,以平民作为保护。
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多次冲突中,双方均被指控利用平民作为人类盾牌。人权组织多次调查并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在行动中使用巴勒斯坦人作为盾牌,试图减少攻击的后果。
在当今的冲突中,如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叙利亚的反叛者及目前的也门冲突,无论是武装团体或政府军队,均已利用平民作为人类盾牌的案例层出不穷,这引发了道德与法律的激烈讨论。
甘地的抵抗策略专注于不以暴力回应暴力,激发了无数后来者的灵感。人类盾牌的理念,不仅仅是战争中的策略,更是对弱势者的声援与保护。历史上,甘地所提出的非暴力抵抗政策如何在现代冲突中得到重新解读,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这个充满复杂道德抉择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类盾牌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