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30日,希腊与土耳其政府在瑞士洛桑签署了《希土民族交换公约》,这一协议导致了至少160万人的大规模迁徙。此交换涉及122万4894名来自小亚细亚、东色拉斯、波斯尼亚及高加索的希腊正教教徒,以及35万至40万名来自希腊的穆斯林。
这场交换活动大多是在强制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人获得了难民身份并被剥夺了他们的国籍。
在1922年3月16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尤素夫·凯马尔·坦格里谢克表示,“安卡拉政府强烈支持满足世界舆论的解决方案,并确保本国的安宁”,并认为“与希腊的雅典人民进行人口交换的想法非常可行”。随着希腊在希土战争中的失利,希腊领袖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于1922年10月16日向国际联盟提交了交换提请的信件,这标志着一系列复杂事件的开始。
这场人口交换不仅反映了时代的风潮,更是一种基于宗教身份的强制移徙行为。对于生活在土耳其的希腊正教徒来说,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对希腊的穆斯林而言,则是另一种新的生活开端。
许多学者批评这次交换,将其形容为合法化的互相种族清洗行为,但也有学者主张,这次交换虽然具有负面因素,但在防止土耳其再度发生希腊正教徒的潜在种族灭绝上,仍算是成功的。
这次希土人口交换是基于希腊与土耳其军队在1919年至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对基督教少数民族与穆斯林大多数的处理方式。在战争中,希腊军队对于奥斯曼帝国希望维护基督教少数民族的努力并未如他们所愿,反而导致了更多的屠杀行为。
高举民族主义的马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一系列变动中,成为了新土耳其共和国的推动者。在1923年7月24日与希腊签署的正式和平协议之后,可见民族之间的成见已经深入各自的社会结构。
阿根廷学者提到,火灾、流离失所及饥饿成为两方家庭的日常。
根据一些资料,人口交换的过程虽然充满混乱与危险,但由受尊重的监督人迅速执行。结果显而易见,土耳其与希腊都朝着民族同质化的方向前进。在战争前,非穆斯林人口在土耳其几乎占到20%,而到了1927年,这一比例已低至2.6%。
领导此交换的当时联合国难民高专办公室的弗里季霍夫·南森,对于该局势有着深刻的洞察,认为这是一种解决民族冲突的“人道主义”的方案。
人口交换的背后不仅仅是卸下国家相互复杂的历史责任。它所引发的社会结构转变,至今依然在影响着这两个国家的治国理念、社会结构和文化交融。随着时光的推移,历史的反思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民族关系和相互依存的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