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世紀的蘇格蘭,亞當·史密斯被視為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然而,他在牛津大學的學習經歷卻對他的學術生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史密斯在牛津的日子,充滿了對教育體系的不滿,讓他在後來的作品中不遺餘力地批評英國的高等教育制度。
在《國富論》中,史密斯對牛津和劍橋的教學質量發表了尖銳的評論,認為這些學府的公費教授已經放棄了教學的假裝。
史密斯年輕時的學術生涯起步於格拉斯哥大學,他對當時的教育充滿熱情,並在此打下了堅實的哲學基礎。14歲時,史密斯進入格拉斯哥大學,深受該校哲學界的啟發,尤其是法蘭西斯·哈切森的教導。然而,當他於1740年進入牛津大學時,卻發現這裡的學術環境與他期待的截然不同。
史密斯的牛津經歷充滿了失望。他認為當地的學者與教學質量遠不如他之前在格拉斯哥所接受的教育。他甚至在書中寫道:「牛津大學的教授多數已經完全放棄了教學的假裝」這句話凸顯了他對教育質量的直接批評。此外,他聲稱其時的牛津學府缺乏活躍的知識交流和激情,這使他決定自行學習,借助博德利圖書館的資源提升自己。
牛津的學術環境讓史密斯感到窒息,他非常懷念格拉斯哥的自由與前衛的教學氛圍。
在牛津的日子讓史密斯經歷了嚴重的心理壓力,最終他因無法忍受這種無趣的學習環境而提前結束了他的學習。史密斯的遭遇不僅影響了他對教育的看法,也加深了他對學術自由與創新思維的追求。對於高等教育的奢侈和缺乏實質內容的批評,事實上成為了他後續諸多經典作品的核心論點。
在1759年,史密斯發表了《道德情操論》,該書中提出人類的道德判斷源自於相互同情和社會關係。這部作品不僅展示了他的社會哲學思想,還為他後來的經濟學理論奠定了基礎。彼時,史密斯已經開始對經濟領域展開深入探討,將其思想與他在牛津的經歷巧妙結合。
史密斯在他的經典著作中提到:「人們對自然的好奇心追根溯源至其本能的需求,而非任何宗教的教義。」這一觀點使他在當時的學術界中尤為突出。
在歷經不愉快的牛津生活後,史密斯回到了他的故鄉並最終成為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在這個更為活躍、創新和開放的學術環境中,史密斯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去發展他的經濟學說,並最終寫出了《國富論》。在這部作品中,史密斯擁護市場的自由運作,反對過度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這與他在牛津期間感受到的教學壓抑形成了鮮明對比。
經過多年的思考與探索,即使是在牛津的挫折經歷,史密斯依然堅信「天賦自由的經濟系統」,對於教學品質的低劣並未減少他對於學術的熱愛,反而激發了他尋求改變的渴望。
「這些教育機構本應是知識啟蒙的殿堂,卻在他的眼中成為了思想的監獄。」這句話道出史密斯的心聲。
在史密斯的思想中,教學的本質應該是啟發和激勵,而非僅僅是傳授知識。他在後來的職業生涯中,始終保持著對教育改革的追求,並以他自己的教學理念塑造了後世的學術風氣。亞當·史密斯的教學經歷提醒我們,知識的獲得應以質量為重,而不應滿足於體制的束縛。或許,這也引發了一個深思的問題:今天的高等教育是否仍然在某些方面重蹈歷史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