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社會,媒體扮演著信息傳遞的重要角色,但它是否全然中立?批判性話語分析(CDA)提供了一種深度分析的框架,幫助我們揭示文本和會話中潛藏的意義,並探討語言如何鞏固權力關係、社會階層和意識形態。
語言不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的反映。
CDA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實踐,它不僅反映現實,還在塑造社會現實。這種方法結合了話語的批評和解釋,揭示語言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塑造社會現實,並可能因此成為改變現實的依據。學者們認為非語言性社會實踐與語言實踐相互構成,突顯語言在社會權力關係中的重要性。
批判性話語分析起源於1970年代由東安格利亞大學的羅傑·福勒(Roger Fowler)等人所發展的「批判性語言學」。此後,諾曼·費爾克勞(Norman Fairclough)和魯斯·沃達克(Ruth Wodak)的貢獻使CDA逐漸成為研究話語的重要方法論。
費爾克勞提出的三維框架是CDA研究的基礎,包括對語言文本的分析、話語實踐的分析(文本的產生、傳播與消費過程)與話語事件的分析(社會文化實踐的實例)。這使得研究者能在微觀層面分析文本特徵,如語法、隱喻和修辭工具,而在中觀層面研究文本的生產與消費背景。
語言應當作為社會實踐進行分析,而非孤立地觀察。
在宏觀層面,研究者要關注文本的跨文本和跨話語元素,考量影響文本的重要社會潮流。例如,在澳大利亞,斯蒂芬·蒂歐(Stephen Teo)揭示了媒體報導中對越南青年的種族主義表現,顯示出主流媒體在塑造公眾意見中的影響力。
然而,CDA並非沒有爭議。有批評者認為,CDA的分析範疇過於寬泛,難以精確識別話語中的操控,同時,又不足以發現所有預期的研究成果。對此,費爾克勞強調,研究者要明智地平衡多種分析層面,充分理解語言的社會力量。
此外,Teun A. van Dijk 的方法結合了認知理論與語言和社會理論。他的三層次框架包括了話語、認知和社會,這有助於理解如何通過日常話語強化較大的社會現象。尽管如此,批評者指出,他的方法往往專注於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卻對轉化缺乏足夠的關注。
CDA的應用範疇不斷擴展,涵蓋媒體研究、廣告文本、英語教學等領域。
透過分析廣告文本和媒體報導,CDA揭示了權力和意識形態在社會中的作用。隨著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發展,CDA的研究方法已越來越成熟。學者們如費爾克勞、沃達克和范迪克等人在此領域的重要貢獻,使得CDA能夠不斷反思與發展。
在實踐中,CDA被用來分析媒體如何報導法庭案件,這類分析揭示了媒體報導背後潛藏的政治操控,以及它們如何影響社會對刑罰的認知。帕梅拉·施爾茲(Pamela D. Schulz)指出,許多國家的媒體報導中都存在著渲染「嚴厲判刑」的傾向,這使得呼籲改變立法的聲音無法真正奏效。
透過批判性話語分析,我們得以更清楚地看見語言與權力之間如何相互影響。舉例來說,在面對政策宣導和社會議題時,媒體的報導往往富有引導性,甚至可能在無意識中傳遞偏見與歧視。如此一來,如何能讓人們意識到這些潛在的權力操作,並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