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關注的主要議題包括效率、效果、價值及個人在生產與消費健康及醫療保健過程中的行為。該學科的重要性在於如何通過個人、醫療提供者與臨床環境之間的互動來改善健康結果及生活方式模式。
健康經濟學不僅僅是關於資源的分配,它還探索了健康行為,例如抽煙、糖尿病及肥胖症等,對健康的影響。阿羅在1963年發表的一篇經典論文被普遍認為是健康經濟學誕生的標誌,這篇論文提出了健康與其他商品之間的概念性區別。
健康經濟學的四個主要特徵包括:政府的廣泛介入、幾個方面的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以及第三方代理的存在。這使得健康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科區別明顯。
例如,在醫療保健中,患者的健康保險公司作為第三方代理,對患者所消費的醫療服務及商品負有財務責任。這種結構使得許多傳統經濟學中的法則無法適用,價格與品質常常被保險公司和雇主的第三方支付系統隱藏起來。
阿羅的研究不僅局限於醫療市場的效率問題,同時也考慮到了醫療服務的供應及需求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然而,健康經濟學還面臨巨大的挑戰,例如QALY(品質調整生命年)這一常用測量方法難以準確評估,且往往依賴於一些不合理的假設。
回顧歷史,健康經濟學的根基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曾經探討過農民與醫生之間的關係,這表明 health 的重視由來已久。進入近代,威廉·佩蒂指出醫療開支對工人帶來的經濟效益,這些早期的觀察為後來的健康經濟學發展奠定了基礎。
特別是在二戰後,由於醫療技術的快速進步和組織的變化,醫療開支顯著增加。根據數據,1960年至2013年間,美國的健康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5.0%上升至17.4%。這樣的增長顯示出社會對於健康醫療的重視程度逐步上升。
健康開支的快速增長不僅對個人造成財務壓力,對政府和企業也是一項重大負擔。因此,如何有效管理健康資源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健康需求的分析通常基於人們對健康的渴望,這使得健保成為了一種派生需求。在健康經濟學中,個體被視為健康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戈斯曼的模型強調了這一觀點,認為健康是一種資產,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貶值,因此需要不斷進行「健康投資」。
隨著健康技術的進步,經濟評估已成為許多國家技術評估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的NICE和德國的IQWiG等機構都將新藥的成本效益納入考量。這樣的評估方法促進了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
健康保險市場的失敗是政府介入的主要原因。在某些情況下,例如HIV/AIDS或癌症等疾病,私人保險公司可能會因為風險過高而不願提供保險,造成市場的空缺。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角色變得至關重要。
政府可以透過補貼無法負擔保險的人群,或者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從而彌補市場的不足。
另一方面,醫療市場中的壟斷現象也使得干預顯得尤為重要。在醫院數量稀少、專利保護藥物與某些保險市場中,壟斷導致醫療費用上升,這對個人和社會都是一種負擔。
健康經濟學不僅改變了我們對醫療系統和健康行為的理解,也引發了對市場運作的一系列新思考。透過阿羅的研究,健康經濟學得以從學術邊緣走入主流,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學科領域。面對複雜的健康及醫療挑戰,我們不禁要問:如何進一步利用健康經濟學的原則來改善未來的醫療服務供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