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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獨立到國家建設：坦尚尼亞的烏賈瑪運動如何啟發全球？
1961年，坦尚尼亞在輝煌的獨立後，開始了一場以烏賈瑪（Ujamaa）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運動。這一理念的翻譯為「兄弟情誼」，反映了人們共同合作提供生活必需品的願望。此運動的創始人朱利烏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以烏賈瑪作為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政策的基礎，並致力於實現社會經濟的公平。
烏賈瑪強調國家的角色在於積極介入經濟生活，以確保所有公民的福祉，並防止個體之間或群體之間的剝削。
尼雷爾的領導使坦尚尼亞獲得了國際的尊重，他始終強調道德原則的重要性，並將其作為實踐政策的基礎。在他的帶領下，坦尚尼亞的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嬰兒死亡率從1965年的每千名活產中138例下降至1985年的110例；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從1960年的37歲提升至1984年的52歲；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從1960年的25%（女性為16%）提升至1985年的72%（女性為85%）。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烏賈瑪運動的負面影響也逐漸浮現。儘管社會福利有所改善，但生產力的下降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增長潛力的質疑。政府的高稅收和官僚主義使企業主不得不選擇逃避稅務及腐敗，進一步削弱了經濟的活力。
根據烏賈瑪的理念，尼雷爾於1967年發起了國有化政策，使政府成為全國最大的雇主。然而，這一政策並未如預期般推動經濟增長，而是導致了個人購買力的下降。尤其是在進行強制村莊化的計劃下，許多人被迫放棄個體農業，轉向集體農業，這一政策雖然旨在促進集體生活，卻引發了更多的社會矛盾與經濟困境。
在尼雷爾的社會主義願景中，社區被視為最重要的社會單位，而個體則被視為次要。
坦尚尼亞的政治基礎在獨立後的建立，成為對殖民價值觀的有力回應。隨著1948年坦噶尼喀與贊比亞的統一，坦尚尼亞這一新興國家需要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合（TANU）由尼雷爾領導，其主要的支持基礎是農村的農民，並在全國內部形成了強有力的組織結構。TANU進一步整合了各種勞動和農業合作社，來確保即將獨立國家的工人階級得以代表。
然而，隨著烏賈瑪運動的推進，村莊的結構和生產關係也隨之改變。根據阿魯沙宣言，設立了「烏賈瑪村」的概念，這些村莊以促進共同生活與經濟自給自足為核心，村莊的設計強調了社區合作的重要性。根據歷史學家約翰·肖的敘述，從1973年到1976年，有超過一千萬人被重新安置到新村莊中，這反映了烏賈瑪運動的規模與影響力。
烏賈瑪村莊的結構設計旨在提升社區意識與經濟自我依賴，每個家庭都有負責個人作物的耕作區域，同時村莊的周邊則是社區共同的農業生產區。
烏賈瑪運動不僅是在經濟層面上的改革，還對坦尚尼亞的性別角色產生了深遠影響。儘管TANU成立了代表女性權益的部門，但社會主義的理念與家庭角色的傳統觀念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內部的權力鬥爭。女性的教育受到了股權歧視的影響，許多課程仍以家庭經濟學的形式進行，未能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
然而，烏賈瑪運動的內部挑戰並不僅限於社會結構和性別問題。面對環境的限制和生產力的下降，烏賈瑪計劃逐漸失去了其原有的活力和吸引力。尤其是對土地的破解和強制村莊化的推動，讓土壤及生物多樣性受到了威脅，造成了生產力的下滑。
隨著市民對集體生活的抵制加劇，烏賈瑪運動於1970年代面臨潰敗的局勢。這一過程不僅是尼雷爾政府失去民眾支持的反映，也是對社會主義理念在非洲發展中現實挑戰的深刻思考。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烏賈瑪不僅僅是坦尚尼亞的實驗，這一氛圍是否也能在當代的全球社會中找到共鳴與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