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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國護照的隱藏故事：為何古代人也需要身份證明？
在古中國，身份證明不僅僅是個人的需求，它實際上也是當時社會管理與控制的一部分。護照的概念並非現代社會的專利，事實上古代中國早在西漢時期就已經開始實行類似的身份證明制度。護照被稱為「專」，據說是由專門的官員負責發放，這無疑反映了古代帝國對於內部與外部流動的掌控與規範。
在西漢時期，護照中記載著持有者的年齡、身高和身體特徵等詳細資料。
古時候交通不便，資訊傳遞也較慢，因此需要有相應的機制來管理出入境的人員。這種護照不僅起到通行證的作用，同時也是對個人身份的確認，確保人們在出入不同的地方時，能夠被正確識別。在當時，無論是流民還是小孩，幾乎每個人都需要持有這類文件。即使是年幼的嬰兒，只要不在母親的護理下，也需有護照。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制度並未因技術的進步而消失。相反，類似的身份證明在中世紀的伊斯蘭帝國和歐洲的發展中也顯示出其重要性。在伊斯蘭文化中，稅收收據作為一種基本護照存在，確保只允許已繳稅的人自由通行。這同樣在歐洲的各國得到了體現，最早的護照可追溯至亨利五世的統治期間，幫助其人民在外地證明身份。
護照的存在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於流動的控制與管理。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各國開始強化對邊界的護照要求，以保障國家安全，控制擁有特殊技能的移民出境。隨著這些措施的持續，護照的使用也成為了一種標準化的程序，儘管這樣的措施常常引起爭論。尤其在1920年代，英國遊客對護照上附加照片和身體描述的要求表示不滿，認為這樣的做法是對個體的貶低與去人性化的表現。
從19世紀中葉開始，奧斯曼帝國便在其邊界設置檢疫站，以控制傳染病的蔓延。這不僅是個人健康問題，更是國家邊界安全的表現。在與希臘的邊界上，所有出入奧斯曼帝國的旅客都需進行9到15天的檢疫，若有疫情出現，軍隊更會介入強化邊界控制。
然而，進入20世紀後，隨著國際移民的增多，尤其是在非洲與亞太地區，許多國家開始實施限制性邊界控制，以規範哪些人可以進入。這樣的政策對某些群體，如亞洲人和南歐国家的人，顯露出明顯的不公正，形成了歷史上的歧視性法律。英語系的殖民地像是澳大利亞和美國中的「白澳政策」以及「中國排斥法」，都顯示出邊界控制與種族歧視的關係。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邊界控制的措施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但其基本目的依然如故：即控制流動，維持國家主權及安全。英國的國籍法從認可所有英聯邦國民為英國公民逐漸演變，在當今的復雜體系下，首次引入了多種國籍類別，而這些控制措施引起的爭論至今不息。
在當前面對COVID-19疫情時，全球的國界控制進一步收緊。許多國家被迫實施入境禁令和檢疫措施，這不僅是控制疫情擴散的需要，同時也反映了對社會安全的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護照的作用能否轉變為一把雙刃劍？它在保障我們安全的同時，是否也可能抑制了人們的流動自由？
歷史上，護照和邊界控制的存在無疑是映照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之間矛盾的縮影。對於古代中國而言，護照的使用不僅是通行的憑證，更是維持社會結構和秩序的重要工具。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一制度在現代社會變得複雜而多元。那麼，在未來的發展中，身份證明及邊界控制能否找到一個更具包容性及公平性的平衡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