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態學中,β-多樣性(或稱真β-多樣性)指的是區域層級與當地物種多樣性之間的比率。這一術語由 R. H. Whittaker 引入,並與α-多樣性和γ-多樣性一同提出。Whittaker 提出一個觀點,即一個地區的總物種多樣性(γ)是由當地層級的平均物種多樣性(α)和當地地點之間的差異化(β)所決定的。
「物種多樣性可以是地域的,也可以是當地的,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理解生態系統健康與穩定性的重要關鍵。」
在不同地點或社區之間的物種組合差異中,稀有物種的角色過於突出。這是因為物種的存在與否往往能夠反映出某些稀有物種的組合。此外,β-多樣性還可以作為一種嵌套性的衡量標準,這發生於在物種稀少的地點,其物種集合成為物種較豐富地點的子集。
雖然β-多樣性模式的研究是生態學和生物地理學的一個中心主題,但不同的研究卻常常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一些學者提出的生態位壓縮假說預測在低緯度地區會有更高的β-多樣性,然而,針對自然當地地點與人為改造當地地點的比較研究結果也有所不同。
「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了這些區域在物種組合上的獨特性?」
例如,Kitching 等人在丹倉谷(Borneo)的原始森林和伐木林中取樣發現,原始森林的β-多樣性高於伐木林;相反,Berry 等人卻發現伐木林的β-多樣性優於原始森林。這些結果展示了對β-多樣性模式的顯著不一致性。
這樣的結果凸顯了在生態學研究中,例如 Sreekar 等人提出的,研究之間的差異往往源於採樣粒度和空間範疇的不同。他們的研究表明,空間規模會改變β-多樣性與緯度之間的關係。
地質過去的重大多樣性事件,如寒武紀大爆發與奧陶紀大生物多樣化事件,往往與α-多樣性和β-多樣性的相對貢獻變化有關。這一過程被稱為多樣性分配。這些案例研究的實證數據確認了理論預測,即隨著物種數量的增加,β-多樣性相對於α-多樣性的比例會上升,這主要是由於物種間競爭的影響,但一旦增加地理流動性的選擇耗盡,α-多樣性可能再次增長。
目前的生態學研究已經意識到,β-多樣性的一個重要作用在於它能夠揭示區域內物種的變化模式。透過不同的生態—生物群落互動與生物多樣性保存策略,研究者們正努力為這些獨特的物種組合找到合理解釋。探索這一問題或許是未來生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若能更深入了解不同地區物種組合的獨特性,將對生態保護及資源管理工作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