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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期望的秘密：為何我們總是想讓別人喜歡我們的回答？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所謂社會期望偏誤是一種回應偏誤，指的是調查受訪者傾向於以他人認為喜歡的方式回答問題的現象。這可能表現為過度報告「好行為」或低報告「不良」或不受歡迎的行為。此次偏誤在自我報告的研究中帶來了相當嚴重的挑戰，妨礙了對於平均傾向以及個體差異的解釋。
這種偏誤使得針對個人能力、性格、性行為及藥物使用等議題的自我報告變得尤為令人擔憂。
例如，當受訪者被問及「你多久自慰一次？」時，社會對自慰的禁忌可能會使他們低報此行為的頻率或選擇回避回答。因此，從自我報告的調查中得出的自慰平均率可能會被嚴重低估。相似地，當問及「你有使用毒品/非法物質嗎？」時，受訪者也可能受到環境的影響，感到太過於社會禁忌而否認其使用，或是將其行為合理化，如說「我只有在朋友面前抽大麻」。
在性伴侶的報告中，男性往往誇大其數字，而女性則傾向於低報；不論如何，這兩種情況下的平均報告都可能受到社會期望偏誤的影響。
其他敏感的話題，如自我報告的性格特徵、個人收入、低自我價值感、藥物服用規範、宗教信仰等，都可能受到此偏誤的影響。在這樣的一個社會情境中，受訪者可能由於怕受到他人評價的壓力，而選擇隱藏真實情況。這使得研究人員在解讀數據時面臨一個重大挑戰：究竟這些自我描述是在反映實際的人格特徵，還是受到社會期望的影響？
研究顯示，不同社會群體的回應風格在社會期望偏誤上存在顯著差異。在1953年，艾倫·L·愛德華兹首次提出社會期望的概念，通過一系列實驗揭示該偏誤對人格測量的影響。他開發了首個社會期望量表，其中包含39個是非題，這些題目能夠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相當高的評估一致性。後來的研究表明，社會期望偏誤直接影響了人們對自我描述的真實性，進而影響到各類件的調查結果。
由於人們在表達時對社會期中的期待有不同敏感度，這使得區分具有良好特質且真實回應的個體和那些扭曲答案的受訪者變得困難。
直到1990年代，最常用的社會期望回應測量工具是馬洛―克朗社會期望量表，這一工具在心理學的應用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更精確地衡量社會期望偏誤，德洛伊·L·保羅斯在1991年提出了平衡期望回應量表，設計用來測量兩種類型的社會期望回應，包括印象管理和自我欺騙性強調。
減少社會期望偏誤的方法有多種，其中匿名和保密的調查方式已證實能顯著提高受訪者的真實報告率。當受訪者感到不必面對面回答問題時，往往會更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想法。研究也發現，使用一些特定的問題技巧也能有效降低此類偏誤的發生。此外，隨著技術的進步，利用電子問卷來進行保密的調查已逐漸成為流行的方法。
這些方法的有效性確實存在爭議，尤其是在處理一些極為敏感的問題時，研究者需要非常小心。
因此，我們不禁要思考：在這樣一個日益重視個人隱私和真實性的社會中，我們是否應該尋求更為有效的方法，以確保能夠真實反映社會現象和人性本質的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