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戰以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這一術語一直影響著國際政治與安全局勢,其範疇涵蓋了核、生物、化學等多種類型的武器。這一術語的出現並非偶然,它是歷史背景、科技進步及政治意圖相互交錯的產物。隨著科技的發展,特別是核武器的出現,戰爭的基本形式發生了徹底變化,也使得戰爭的結果牽動了全球的政治和安全局勢。
1937年,坎特伯雷大主教Cosmo Gordon Lang在針對西班牙的格爾尼卡轟炸作出批評時首次使用了“武器大規模毀滅”一詞,並預示未來的戰爭將會造成前所未有的災難。
在當時,這個詞尚未受到充分的深入分析,尤其是對比化學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運用,並未完全發展成熟的核武器以及早期生物武器的研發。隨著二戰的進程,核武器在廣島和長崎的投放成為了再也無法逆轉的歷史拐點。
冷戰期間,“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幾乎等同於核武器。在戰鬥狀況及其影響中,核武器的威力不僅威脅到敵軍,也改變了戰爭的整體局勢。在這段期間,對於這一術語的解釋漸趨多樣,甚至涵蓋了其他術語如“戰略武器”來進行替代性描述。
以阿根廷當時總理梅納赫姆·貝京為例,他指出“我們絕不會允許敵人發展對以色列人民的武器大規模毀滅性威脅”。這一觀點加深了人們對武器的正式與非正式分類認知。
隨著時間推移,該術語的使用逐漸擴展至涵蓋所有導致大規模人員傷亡的武器,包括生物及化學武器。此外,隨著人們對網絡戰的日益重視,學者們也開始對網絡武器作為武器大規模毀滅的可能性進行探討,雖然這一觀點存在爭論。
在美國,WMD的定義包含了核生化武器以及目前未必包含於國際法中的其他類型。這導致了對於這一術語的使用過於寬泛的批評。然而,對於某些人來說,只把核武器視為真正的WMD,因為它們的毀滅潛力是其他類型武器無法比擬的。
後911時代,隨著對恐怖主義的加强,對WMD的恐懼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這也促使了各國透明度和合作的需要。伊拉克戰爭中有關大規模毀壞武器的爭議,後續檢查結果顯示美軍未發現所謂的WMD,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在判斷與行動間的劇烈失誤。
在當前全球政治動盪不安的情況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所帶來的威脅不會隨時間褪去。隨著科技的發展及武器化的演變,我們能否有效管理和管控這些潛在的巨大的破壞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