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醫生在洛杉磯、紐約市和舊金山的同性戀男性中發現了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蟲性肺炎的集聚病例,這標誌著艾滋病(AIDS)在美國的首次暴露。然而,早在1970年代,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就已經進入美國。為何在這之後的多年中,這一致命的流行病卻未能引起及時的警覺呢?
艾滋病在美國的流行不僅是一個公共健康問題,還是一個社會文化問題,涉及到偏見、歧視和對於性別和性取向的污名化。
自HIV/AIDS疫情爆發以來,醫療界對這一疾病的認知經歷了巨大的變化。最早,各種都醫療方法、公共政策和教育計畫致力於應對這一疾病。而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雖然死亡率大幅下降,但社會影響仍無法忽視。
許多被感染者在疫情初期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這一時期的醫療界對待艾滋病感染者的態度顯得異常冷漠。即使在73%的醫生都表示他們對於照顧這些患者感到不安的背景下,許多人選擇不參與這一救助行動。
一名醫生曾說過:「我必須自私,這是一種無法治愈且致命的疾病,我必須考慮自己和我的家人。」
1980年代,隨著新療法的引入,HIV/AIDS的治療逐步改進。多藥物抗病毒療法的推出顯著減少了病死率。時任總統的雷根在1987年成立了總統艾滋病疫情委員會,目的是促進HIV測試並加強防治措施,但最終這些建議未得到有效執行。
隨著對疫情了解的深入,許多醫療機構開始推行針對特定人群的治療方案,特別是針對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美國人,這些群體面臨著最高的感染率。
到2016年,美國約有110萬人活在HIV感染中,但其中14%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
在社會文化中,HIV/AIDS的污名化不僅源自於對性行為的保守態度,還受到對疾病的恐懼。特別是在非裔美國人社區中,對於同性戀的厭惡和對男性氣質的強調影響了許多人的行為和認知。
內部化的異性戀恐懼,使得無法開展必要的防治教育,這對抗艾滋病的鬥爭造成了障礙。
如今,儘管醫療技術不斷進步,對於HIV/AIDS的治療效果顯著提高,但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進行。尤其是在社會中,恐懼、偏見和污名仍然存在,並且常常阻礙了感染者的治療和支持。
自2010年以來,新的全國HIV/AIDS策略被多位總統推行,目標包括減少新感染數量和增加資源的可及性。例如,特朗普總統在其國情咨文中提出2020年前消除新感染的計劃,雖然觀察人士對其成效表示懷疑。
由於缺乏獲得醫療保險的能力,許多面臨艾滋病威脅的社會群體仍然處於脆弱狀態。
隨著全球對HIV/AIDS的瞭解不斷加深,未來的挑戰將不僅是科學和醫療方面的,還包括在社會文化層面上重塑人們對這種疾病及其感染者的看法。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不禁自問,如何在社會上消除對HIV/AIDS的污名並推動更有效的防治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