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骯髒戰爭”(Guerra sucia)的期間從1974年至1983年,是由當時的軍政府或稱為民事-軍事獨裁政權所引發的國家恐怖主義行為。在這段艱難時期,軍事和安全部隊,特別是阿根廷反共聯盟(AAA),將目標指向政治異議人士以及任何被懷疑與社會主義、左派Peronism或Montoneros運動有關聯的人士。根據統計,約有22,000至30,000人被殺或失踪。
“即使是最激進的左派,當時的軍政府也無法容忍任何形式的反對聲音。”
此次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共產主義游擊隊及其同情者,但許多無辜的學生、工會活動家、作家、記者和藝術家也成為了鎮壓的目標。根據人權組織的資料,認為在30,000名受害者中,大約有1,900至3,000名是猶太人。這一比例顯示出軍政府對社會和政治的壓制是何等的殘酷。
在1976年之前的數十年,阿根廷軍方一直反對Juan Perón的民粹政府。在1955年進行的解放革命中,軍方成功推翻了Perón政權,隨後對Peronism進行了打壓。人民為了保護在Perón統治下獲得的經濟和社會改善,開始在工作和工會中組織抵抗。隨著民主秩序的逐步恢復,右翼和左翼的Peronism也開始出現分裂。
“當軍政府聲稱正在進行一場必要的戰爭以維持社會秩序時,實際上卻進行的是大規模的政治鎮壓。”
在1980年代,由於經濟崩潰、公共不滿以及對福克蘭群島戰爭的處理失誤,軍事獨裁政權最終被推翻,民主恢復。許多軍官因為違反人權和種族滅絕的罪行而被判刑。
在這場名為“國家重組過程”的運動中,軍方和安全部隊設立了340個秘密集中營,這些拘留所不僅關押了大量無辜平民,也進行了各種酷刑和非人道對待。歷史學家和人權活動家對當時的情況感到震驚,許多被捕者甚至無法獲得法律保護。
“這種大屠殺的規模和手段使得政府的行為更像是國家層面的恐怖主義,而非正當的軍事行動。”
有些軍事人員甚至承認,軍方的行為比納粹政權犯下的罪行更加臭名昭著。1983年,當時的軍官阿道夫·希林戈(Adolfo Scilingo)作為主要證人,揭露了虐待和處決的驚人細節。
隨著1983年拉烏爾·阿方辛(Raúl Alfonsín)上任,阿根廷開始進行對“骯髒戰爭”時期罪行的調查,成立了消失者國家委員會CONADEP。宮內的歷史記錄揭示了大量的犯罪行為,最終促使對當時負責的軍官進行了法律訴訟。然而,軍方的威脅令當時的民選政府面臨龐大的壓力。
“政府在追求正義的路上遭遇了重重障礙,甚至包括軍方對重新起訴的威脅。”
在1986年,軍方強迫通過了所謂的“最終點法”(Punto Final Law),使得之前的罪行無法再起訴。只有數名高層指揮官受到審判,這對軍事行為的正當性形成白話中的讽刺。
隨著2003年國會的法律廢除,阿根廷重新開始了對人權罪行的調查。這一變革預示著阿根廷社會對於正義的渴望並未被過去的恐怖所摧毀,而是一種不斷迴響的聲音,要求對那些罪行的徹底揭露。
“這是對人權的承諾,也是對未來的確保。”
整體而言,“骯髒戰爭”所留下的痛苦和傷痕是持久的,但人們不可否認的是,阿根廷的歷史教會了他們如何追尋正義和真相。在未來的日子裡,當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是否能夠更好地認識權力的使用、濫用與民眾所承受的代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