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学中,α-多样性(alpha diversity)代表了某一特定区域中的物种多样性水平。此概念最早由生态学者R.H. Whittaker提出,并且与β-多样性(beta diversity)及γ-多样性(gamma diversity)一起形成了生态学中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框架。 Whittaker认为,某一景观中的总物种多样性(γ-多样性)由两部分组成:局部范围内的平均物种多样性(α-多样性)以及这些区域之间的差异(β-多样性) 。
然而,关于在不同情况下适合用来量化α-多样性的空间尺度尚无共识。
在不同的情境中,相关的区域或景观以及区域内可能存在的子单位(如取样单位或分析专用的网格单元)大小各异。因此,α-多样性的定义不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空间尺度。这意味着,对于现有的数据集,α-多样性可以在任何尺度下进行测量。倘若推断结果超过了实际观测数据,则需要考虑到,子单位中的物种多样性通常会低估更大区域中的物种多样性。
生态学家们对于α-多样性的定义略有不同。 Whittaker其本人在不同的情境中使用此术语,既指单一子单位中的物种多样性,也指一组子单位的平均物种多样性。有学者主张,将α-多样性定义为所有相关子单位的平均值会更为恰当,因为这更符合Whittaker的观点,即总物种多样性由α和β两个组成部分构成。
许多研究者使用多种多样性指数来估算物种多样性,如物种丰富度、香农指数或辛普森指数,但使用有效物种数作为物种多样性的通用指标会更好。
若将物种多样性等同于有效物种数,α-多样性则代表每个子单位的平均物种多样性。根据计算方式的不同,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计算α-多样性,而这两种方法将产生相同的结果。第一种方法涉及计算子单位内物种相对丰富度的加权泛化均值,然后取该均值的倒数。第二种方法先各自计算每个子单位的物种多样性,再进行加权泛化均值的计算。
在进行数据推导时,准确的计算及认识方法至关重要,因为α-多样性的值会受到计算方式影响。
α-多样性不仅可以用于现存生态系统的研究,也适用于已灭绝的生态系统。在已灭绝的生态系统中,生物的存活例如在二叠纪-三叠纪灭绝期间的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社区便是有趣的案例。而在现存的生态系统中,厄瓜多的亚马逊雨林随处可见的树木多样性,也令人关注。
α-多样性作为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指标,其计算和理解方式深深影响着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从物种丰富度到有效物种数,如何准确计算和解释这些指标,将直接影响科学家们在保护和研究生物多样性时的策略和方法。随着科技进步,未来我们能否发现更多自然界中未知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