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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面到口述：19世纪纽约如何改变了证词收集的历史？
随着法律程序的演变，证词收集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特别是在19世纪的纽约，证词收集的方式经历了一次划时代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法律程序，也为今天的证词收集奠定了基础。
在18世纪之前，证据收集主要依赖于书面询问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英国法律体系中早已根深蒂固，当时当事人仅能提出书面问题，并由法庭指定的官员在封闭的会议中向证人宣读，证人的回答则以第三人叙述的方式进行记录。
书面询问的过程不仅限于被告和原告，更加注重于法律过程的保密性。
然而，随着19世纪纽约的法律改革，这一体系开始发生变化。纽约衡平法院的法官詹姆斯·肯特开始允许法律代理人直接对证人进行口头询问。此举不仅使得证词收集的即时性与互动性提高，还引入了法律代理人可在场参与的做法，让整个过程透明化，也使得证人能够在更自然的环境中提供证词。
这样的变化也让证词收集的过程变得更有效率。许多法律从业者意识到，当证人能够在口头询问中即刻进行回答时，所获得的资讯更具真实性和多样性。随着口述证词的重要性渐增，书面问题的过时性越来越明显。
证人所提供的即时证词对于日后的审判和法律胜诉具有重要影响。
19世纪末，随着法律技术的发展，书面记录转变为逐字的抄录，法庭速记员开始以文字将口述证词记录下来，这进一步促进了证词在法律程序中的价值。新方法让法律从业者能够准确引述证词，并且有效地用于后续的审判。
除了方法上的变更，加拿大的法律系统也受到相似影响。证词收集的方式在加国不断演变，形成了与美国类似的“审查程序”。每位参与者都被鼓励在过程中积极参与，这不仅加强了法律的公平性，也提高了证词的质量。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证词收集过程目前仍然受到法律限制，但这一系列历史变革显示出证词收集在不同法域间的多样性。虽然目前中国对于外国法院使用取证的法律规定较为严格，但未来的法律发展仍然值得关注。
随着21世纪的来临，数位科技的融入和法律程序的现代化使证词收集的方式日益发展。不论是口述还是书面，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来进一步改善法律过程将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各种证词收集的历史和变革不仅映衬出法律的发展，更让我们反思在现代社会中，证词的可信度与重要性又该如何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