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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环境的较量：你知道人类行为的秘密在于哪一方吗？
在生物学及社会学界，一个长期存在的辩论便是「基因（nature）与环境（nurture）」的影响究竟各占多少。这个问题探讨了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因，是否为基因遗传的结果，还是环境因素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与特质？自伊莉莎白时期初，使用「基因与环境」这一词汇便已存在，而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法语中的表述。这两个概念虽有不同的属性，但实际上它们常常是不分彼此的。
「人类究竟是由天生的遗传决定，还是生活环境所锻造？这是备受争议的问题。」
基因是一个人出生时便已预设的特性，受遗传及生物因素的影响。环境则被视为一个人在受孕后所接触及学习的外在影响。这一命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多学科天才弗朗西斯·高尔顿的书中被广泛普及，他在文中探讨了遗传与环境对社会进步的影响。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无疑受到了《物种起源》的启发。
约翰·洛克的「白板说」则提出，所有或几乎所有人类行为特征皆由环境塑造。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人类发展的这些讨论不断演变，并在20世纪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极端的观点主张环境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另一种观点则承认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进入21世纪后，多数学者对于这两种矛盾的看法都表示不再适宜，从而开始探索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
「基因与环境不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而是一个相互交融的，复杂的互动过程。」
在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辩论中，历史也给予了我们不少启示。例如，中国史书《史记》中提到，陈胜吴广起义时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问题，早在2000多年前便启动了「人类是否天生就具有领导才能」的思考。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
早期的行为主义与文化观点
在20世纪初，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对环境的关注开始增加。社会科学随之发展，专注于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这一潮流由弗朗兹·博厄斯的《原始人的心灵》启动，确立了生物学、语言学及文化的独立性，这一学派在此后的15年间主导了美国人类学。
随着时代推进，约翰·华生在1920年代及1930年代建立的纯行为主义学派，强调文化的支配作用。他曾说：「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无论他们的天赋或背景如何，我都可以将他们训练成任何我所选择的专业。」这种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
「人是因文化而存在，而非因本能而生。」
至1970年代，行为主义受到的挑战逐渐增多，多位学者提出了与遗传有关的观点。例如，E.O.威尔逊在《人性之上》中开始探讨人的本性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转变标志着初始的文化主义观点逐渐调整为遗传与环境相结合的观点。科学家透过双胞胎研究，发现某些特质明显受到遗传影响，例如智力及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基因。
当代的基因与环境
进入1990年代，随着基因研究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极端的「纯白板」观点已无法成立。最为人知的例子包括朱迪思·哈里斯的《环境假设》，该书引发了对于「父母教育如何影响子女的看法」的广泛讨论。尽管如此，许多专家仍然批评哈里斯的结论，认为这可能过于简化了父母对孩子的潜在影响。
著名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其《白板》中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指出教育难以消除的行为基因根本存在。他将「文化塑造人类」的观点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并认为许多社会性行为可追溯至深层的生物根源。
「人性是由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事实。」
最终，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对人类行为的认识深入了另一个层面。科学家们目前的共识是，人类的行为与特质既受基因影响，也受到环境变数的塑造。这一现象表明，在理解人类行为的奥秘时，我们不仅要考量生物因素，还需关注生活经历、教育和社会文化对个体的潜在影响。
在这场基因与环境的较量中，究竟哪一方面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更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