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运行中,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生物体功能的基石。其中,共轭螺旋(coiled coil)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构模体,存在于大约5-10%的蛋白质中。这种结构由2到7条α螺旋缠绕在一起,仿佛是一根绳索。这些螺旋不仅提供了稳定性,也在调节基因表达及其他生物功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共轭螺旋模体使得许多蛋白质能够实现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细胞结构。
共轭螺旋的概念最早由拉纳斯·保林(Linus Pauling)与法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独立提出。 1952年夏天,保林访问了克里克的实验室。两位科学家讨论了许多课题,克里克突然问保林是否考虑过“共轭螺旋”这一名词。保林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这样的对话使得保林回到美国后,继续深入研究这一主题,并向《自然》期刊提交了长篇论文。
克里克发表的论文虽然短小却在时间上先于保林的论文,这引发了一场科学界的争议。
经过多次的通信与辩论,最终克里克的实验室确认这一想法是两位科学家独立得出的,并未发生知识盗窃。克里克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共轭螺旋”的概念,并为其结构的确定提供了数学方法。
共轭螺旋通常由一种重复模式(hxxhcxc)的氢疏水(h)和带电(c)氨基酸残基组成,被称为七肽重复(heptad repeat)。在这一重复中,位置被标记为abcdefg,其中a和d是氢疏水位置,通常由异亮氨酸、亮氨酸或缬氨酸占据。当一个序列有这一重复模式并折叠成α螺旋的二级结构时,氢疏水残基会呈现为一条‘条纹’绕着螺旋缠绕,形成一种两性结构。
共轭螺旋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热动力学驱动力,推动了多聚体的形成。
共轭螺旋主要用于促进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帮助蛋白质或结构域彼此锁定。这一特性对多种生物功能至关重要,包括膜融合、分子间距、与囊泡运动有关的功能等。
在HIV感染过程中,共轭螺旋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病毒进入CD4阳性细胞时,糖蛋白gp120与CD4受体及核心受体结合。此时,gp120与gp41形成三元复合物,并最终通过接合机制引导病毒与细胞膜融合。 gp41的N端融合肽序列在宿主细胞中固定,从而实现融合。最近,基于HR2区域的抑制剂Fuzeon已被开发用来抗衡这一过程,旨在减少HIV的感染能力。
共轭螺旋模体也能作为细胞内物体之间的隔离器。这些分子间隔共轭螺旋域的长度保守,关键在于它们可防止蛋白质域间的相互作用。例如,Omp-α蛋白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它通过共轭螺旋保持组分间的距离。
共轭螺旋在设计上提供了一个解决蛋白质折叠问题的途径。透过对GCN4共轭螺旋的研究,科学家们建立了一套语法,从而能够有效预测基于氨基酸序列的寡聚状态。这使得共轭螺旋在合成纳米结构方面的应用成为可能,进而推动了新型药物传递系统的发展。
利用共轭螺旋的功能性,科学家正在开发更为精确的药物传递机制,以提高治疗效率。
随着对共轭螺旋这一结构的深入研究,未来在医学、生物工程及纳米技术等领域的应用潜力无疑将不断扩展。如何利用这一神秘的结构来重塑我们对生命运作的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