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对人性的操控似乎愈发明显,然而在这转变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人们不易察觉的『活死人』状态。什么是活死人?这是一个近乎诡异的概念,事实上,它反映了部分人群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下所遭受的重重压迫与劣待。在新近社会学理论中,这一现象被称作“死权政治(Necropolitics)”,这种政治权力不仅妨碍了某些人的生存机会,甚至使他们活在死亡边缘,进入一种无法生命自足的状态。
死权政治,这一概念由亚基尔·姆本贝(Achille Mbembe)深刻阐释,他将其视为社会与政治力量操控人们生死的方式。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人群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被迫经历死亡与生存之间的挣扎,成为『活死人』。这种政治方式不仅反映在种族歧视上,还在于这些人群的存在状态被显著贬低,以至于习惯于丧失。正如姆本贝所指出的那样:
“生命的价格被系统性贬低,这使得某些族裔的人群频繁面临丧失的局面。”
死权政治常被看作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生物权力(Biopower)理论的一个延伸。生物权力是指社会和政治权力对人们生活的控制,而姆本贝的死权政治则将这一控制扩展至死亡的权力,揭示了社会机制如何将某些群体推向边缘,甚至走向死亡。姆本贝提到,在这种权力结构下,抵抗与自杀、牺牲与救赎、殉道与自由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不是单纯的杀戮权,而是对个人生命的掌控,这使得部分群体不得不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活死人并不仅仅是无法活出的生物,更是一种社会与政治上的死亡状态。姆本贝指出,当某个个体无法自主掌控其生活的界限时,他便无法真正算作『活着』。这些人群被剥夺了自主权利与生存自由,形成了生死交界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社会中,某些群体如移民、难民及被设限的少数族裔,均表现出这一特征。
文化理论家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提出的慢性死亡观点补充了姆本贝的理论。根据伯兰特的观察,只有特定群体被标注为『磨损的对象』,并且生活的普通重复与死亡过程紧密相连。这种情况在当代社会极为普遍,许多社会结构的改变使某些人群不得不面对日渐减少的生活机会,最终成为制度化的不公与压迫的受害者。
死权政治体现在各个社会结构中。姆本贝透过奴隶制度、种族隔离以及巴勒斯坦的殖民历史,揭示了不同形式的死权政治如何侵蚀人的基本存在。除此之外,现代的监狱体系及枪支暴力等现象也同样是一种死权政治的表现。在这些体系中,某些人的生命状态被无情剥夺,构成了社会上强烈的不平等。
在性别和性向问题上,Jasbir Puar 引入的“酷儿死权政治”概念透析了这一新视角。Puar探讨了在后911时代,女同性恋者的极大抗议以及当前酷儿社群对伊斯兰恐惧的共谋问题。她的研究指出,社会对色彩不同、性别多样的群体在面对死亡的认知上,仍然存有巨大的排序与偏见,创造出了一种被排除的死权现象。
死权政治不仅代表着种族的而且是生活方式的剥削,这使得社会中的某些群体不得不在隐秘的死亡影响下生存。这种情况是人类社会深层结构的反映,它不仅对个体构成威胁,更为未来的社会关系埋下隐患。人们是否有意识到这样的生存状态正为某些人群提供了不可逆转的生命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