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進步一直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1966年,喬治·M·比爾和喬·M·博倫發表了一項劃時代的研究,這項研究不僅改變了對農業技術的理解,也為各類創新產品的採用提供了社會學模型。這一模型被稱為「技術採用生命周期」,它描述了人們如何在不同社會和心理特徵上接受新產品。
技術採用的過程通常以經典的正態分佈曲線或「鐘形曲線」來說明。
根據模型,首先出現的使用者被稱為「創新者」,緊接著是「早期採用者」。隨後是「早期多數」,「晚期多數」,最後是那群被稱為「落後者」或「恐懼者」的人。例如,一個恐懼者可能只會在雲服務成為唯一選擇時使用該服務,卻並不具備深入的技術知識來操作這項服務。
這項模型的最初分組是基於對農業研究的觀察,並描述各採用群體的人口統計和心理特徵。
根據1956年的研究,創新者擁有較大的農場,受教育程度較高,更具財富以及冒險精神,而早期採用者通常年輕且受教育程度較高,傾向於成為社區領袖。早期多數則相對保守但仍對新思想持開放態度,在社區活動中具有影響力;晚期多數則年長且教育程度較低,較為保守,社會活動較少;而落後者通常比較保守,經濟條件較差,年紀最大且受教育程度最低。
隨著時間推進,這一模型相繼被應用到科技採用的不同領域,尤其是在20世紀晚期的政策創新等方面。
該模型的演變催生了一系列的適用模型,這幾個版本將技術採用的概念拓展到各類特定的領域。著名的著作《穿越鴻溝》中,喬弗瑞·摩爾對原有生命周期模型進行了變化,他提出對於不斷變革的創新技術,創新者與早期採用者之間存在著一個鴻溝。
對於這樣的技術,採用的過程往往不是線性的,而是一個多樣的面貌。
在教育技術領域,林迪·麥基歐恩同樣提供了一個類似的模型,使用鉛筆的隱喻來描述資訊與通信科技在教育中的採用。醫學社會學家卡爾·梅提出的正常化過程理論則展現了技術如何在醫療和其他組織中深植和整合。
這些模型共同指出,科技採用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過程,還深深地根植於社會結構中。人們的採用行為常常受到同行影響,對特定行為的普及程度有著敏感的反應。如果社區中的朋友或同事都在使用某種技術,那麼個人的使用意願也相應提高。
在許多依賴格式的技術中,人們願意跟隨其身邊人的使用行為。
這種現象稱為“同儕效應”,對於新技術的接受與普及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通過設定使用者的採用閾值,這樣的模型可以預測技術在特定社區的接受度和擴展情況。
1956年的這項研究不僅僅架構了一個模式,更在當今的科技背景下持續提供啟示。它促使我們思考,科技的採用實際上是一個如何社會化的過程。隨著科技的快速進步,我們面臨著新的挑戰與機遇,這自然引發了問題:在這個不斷變化的科技環境中,個人和社會應如何塑造自己的技術採用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