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今社會,為什麼某些人能夠成為新技術的早期採用者呢?這一問題背後,隱藏著一個被稱為「科技採用生命周期」的社會學模型。這個模型依據使用者的群體特徵來劃分採用者,並描述了新產品或創新被接受的過程。它不僅涉及到技術的採用,還映射了社會和文化背景對科技進步的影響。
科技採用生命周期通常被描繪為一個古典的常態分佈或「鐘形曲線」。
根據這個模型,第一類使用新產品的人被稱為「創新者」,緊接著是「早期採用者」。之後是「早期多數」和「晚期多數」,最後一組則是「落後者」或「恐懼者」。落後者往往是當沒有其他選擇時,才會使用新技術的人。他們通常對技術的了解相對淺薄,甚至可能完全依賴他人提供的技術支持。
根據1956年一些農業研究者提出的描述,不同的採用者類別具有各自不同的心理和社會特徵:
創新者:擁有人力資源較多,教育程度較高,並且敢於冒險;
早期採用者:年輕,相對受過良好教育,通常是社區的領導者;
早期多數:較為保守,但對新想法持開放態度,社區活動較為活躍;
晚期多數:年長,教育程度較低,社交活動較少;
落後者:保守,資金與技術知識都有限。
這個模型後來被廣泛應用於技術採用的各個領域,並進一步演變成針對不同行業的具體應用。
此外,這個模型也經歷了許多適應和擴展。例如,在他的著作《跨越鴻溝》中,Geoffrey Moore提出了對原始生命周期的變體。他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對於不斷斷裂創新,創新者與早期採用者之間存在著一個「鴻溝」,這使得技術的採用變得更加複雜。
如同不斷斷裂的創新,這一過程可能促成經濟的破壞性變革,這正是克雷頓·M·克里斯滕森所提出的「破壞性創新」模型。
在不同的領域,相關的學者和專家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在教育技術領域,Lindy McKeown用鉛筆的隱喻描述了信息與通信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而Carl May則在醫學社會學方面提出了「正常化過程理論」,探討技術如何融入健康護理系統。
研究還表明,採用者的行為受到周圍人的影響,並且他們對於某項技術採用行為的認知也會影響最終的選擇。許多依賴於格式的技術中,人們有一種非零的回報,意即如果他們的朋友或同事都採用了相同的技術,他們的滿意度將提升。
例如,有研究指出,如果一個人有2/3的鄰居都選擇某項產品,他們的採用機會會增加。
這種模式提供了一種將產品採用行為在樣本網絡中確定性建模的方式,揭示了社會網絡中採用行為的潛在機制。
科技採用生命周期的模型可追溯至1956年,當時由George M. Beal和Joe M. Bohlen首次發表。隨後,Everett M. Rogers的學術貢獻將這一模型進一步推廣到農業以外的領域,並在其1962年出版的《創新擴散》中進行了系統化和普及。
在如今的科技迅猛發展時代,每一個採用者的選擇背後,都蘊藏著社會、文化以及個人心理層面的深層次因素。了解這些因素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科技採用的過程,還能讓我們反思自身對新技術的態度:你會是這些創新者中的一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