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業革命以來,女性在工業化國家中的勞動力參與率逐漸上升,特別是在20世紀,這對工業社會的發展被視為福音。女性在勞動市場上所做的貢獻不僅提高了國家經濟總產出,更降低了勞工成本。然而,過去女性因為受限於受教育的機會,失去了參與高薪且高地位職業的權利。她們在19世紀及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僅限於低薪及低地位的工作,且常常在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下,賺取比男性更少的薪水。
有研究顯示,女性的勞動市場參與率與標準的生活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女性若能獲得平等的受教育及職業機會,將對經濟增長及貧困降低產生重要影響。
女性參與高端專業職業的門檻一直存在。例如,劍橋大學直到1947年才完全承認女性的學位,這無疑延遲了她們進入法律和醫學等專業的時機。然而,隨著20世紀勞動市場的變化,女性逐漸獲得了高等教育的資格,並因而攀升至更高收入、長期的職業生涯。府中,母親的就業率常常低於沒有孩子的男性和女性,這也反映出許多文化與社會期望對女性角色的定義。
根據世銀的報告,若能改善銀行業及工作場所的女性平等參與,全球經濟可能在2025年前增加高達28萬億美元的產出。
女性經濟權益的爭取並非易事。19世紀,女性開始參與社會改革組織,以改善工作環境與薪酬。1903年成立的全國女性工會聯盟(WTUL)便是這些組織中的一員,而1966年成立的全國女性組織(NOW)則成為了美國最大的女性權益組織之一。
在法律保障上,許多國家已制定專門針對女性的勞動法,例如美國的孕婦歧視法案。這些法律不僅保障女性在懷孕期間的工作條件,同時也力求提供公平的薪水與升遷機會。但即使有立法保障,許多企業仍未能落實相關政策。例如,根據不同國家的女性產假規定,瑞典能提供68周的產假,而美國卻僅提供12周,且這段期間通常沒有工資。
女性從居家勞動的權益被剝奪,使她們在經濟地位上始終處於劣勢,進而加劇了她們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對待。
此外,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經常集中在某些職業或行業,例如會計、心理學等。這些職業的性別分佈差異,反映出性別固有的社會文化預期。這種職業分佈不僅造成了工資差異,更讓許多女性面臨重重障礙,無法打破職業生涯的性別壁壘。
在西方國家,女性在經濟決策及管理層的參與度仍然極低。根據2009年的數據,女性僅在歐洲國會占20.9%的席位,而在美國僅有五分之一的公司CEO為女性。這無疑使女性在商業和社會決策中被邊緣化,阻礙了她們的事業發展。
教育被普遍認為是推動女性在各領域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促進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將能洞悉並改變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有效的婦女組織與法律保護是推動女性勞動權益的重要力量。國際勞工組織(ILO)於2011年通過的《家庭工人公約》便是治理外籍家庭幫工權益的重要法規。這些法律不僅保護了女性的工作環境,也在提升她們的社會地位上發揮重要作用。
女性在法律、醫學等領域打破性別壁壘的過程仍在繼續。這不僅是女性個人努力的結果,更需要社會全體成員共同擴大視野,改變觀念。未來,隨著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經濟地位的改善,是否能夠終結職業性別歧視,迎來更加平等和公正的職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