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的憲法史上,基本結構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標誌著對於憲法修憲權力理解的根本改變。這一理論的確立,特別是在Kesavananda Bharati v. State of Kerala案件中,為後來的法律判決奠定了基礎,並引發了一系列關於政府權力和個人自由之間平衡的法律討論。
基本結構理論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一系列案件中孕育而生的。在這些案件中,印度最高法院反覆檢視憲法的可修訂性,並最終於1973年的Kesavananda Bharati案件中,正式認可了某些憲法特徵不能被抹去的觀點。這一判決標誌著對於印度憲法修正權力的確認,並設定了不容侵犯的基本結構。
最高法院認為,儘管國會擁有「廣泛」的修憲權,但其不能摧毀或削弱憲法的基本要素或根本特徵。
在1967年的Golaknath v. State of Punjab案中,最高法院首次推翻了之前認為所有憲法部分均可修憲的觀點。法院持有的見解是,基本權利受到憲法的保護,任何試圖削減這些權利的修憲行為均為違憲。這一裁定讓基本權利獲得了「超然地位」,無法被國會觸及。
最高法院指出,任何「剝奪或限制」基本權利的修憲都是無效的。
在Kesavananda Bharati案件中,最高法院正式確立了基本結構理論。儘管國會在形式上具有修憲的權力,但這一權力的行使必須遵循不破壞憲法基本結構的前提。此案以7-6的微弱優勢作出裁決,顯示出對於憲法修憲權的重新審視與界定。
雖然基本結構理論現已廣泛接受,但最高法院並未對基本特徵作出明確定義。根據後續的案例,法院逐漸形成了對某些特徵的共識,包括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法治原則、權力分立原則等。
基本特徵包括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法治原則以及政權的分立等。
基本結構理論在隨後的案例中不斷得到確認和加強,包括在Indira Nehru Gandhi v. Raj Narain案與Minerva Mills v. Union of India案中。這些判決明確指出,國會不可以通過修憲將有限的權力變為無限的權力,並提升了人民各項基本權利的保障。
最高法院重申,國會可以修憲,但不能摧毀憲法的「基本結構」。
從Golaknath案到Kesavananda Bharati案的過程,清晰地展示了對印度憲法修憲權力的演變與制約。基本結構理論的形成不僅對法律實踐造成了深刻影響,同時也引發了社會對政府權力行使的反思。在日益多元的社會背景下,憲法的範疇和界限又會如何演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