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不斷變遷,對人性的操控似乎愈發明顯,然而在這轉變的背後,卻隱藏著一種人們不易察覺的『活死人』狀態。什麼是活死人?這是一個近乎詭異的概念,事實上,它反映了部分人群在社會、政治和經濟體系下所遭受的重重壓迫與劣待。在新近社會學理論中,這一現象被稱作“死權政治(Necropolitics)”,這種政治權力不僅妨礙了某些人的生存機會,甚至使他們活在死亡邊緣,進入一種無法生命自足的狀態。
死權政治,這一概念由亞基爾·姆本貝(Achille Mbembe)深刻闡釋,他將其視為社會與政治力量操控人們生死的方式。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某些人群的生活條件,使得他們被迫經歷死亡與生存之間的掙扎,成為『活死人』。這種政治方式不僅反映在種族歧視上,還在於這些人群的存在狀態被顯著貶低,以至於習慣於喪失。正如姆本貝所指出的那樣:
“生命的價格被系統性貶低,這使得某些族裔的人群頻繁面臨喪失的局面。”
死權政治常被看作是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生物權力(Biopower)理論的一個延伸。生物權力是指社會和政治權力對人們生活的控制,而姆本貝的死權政治則將這一控制擴展至死亡的權力,揭示了社會機制如何將某些群體推向邊緣,甚至走向死亡。姆本貝提到,在這種權力結構下,抵抗與自殺、犧牲與救贖、殉道與自由的界限變得模糊。這不是單純的殺戮權,而是對個人生命的掌控,這使得部分群體不得不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
活死人並不僅僅是無法活出的生物,更是一種社會與政治上的死亡狀態。姆本貝指出,當某個個體無法自主掌控其生活的界限時,他便無法真正算作『活著』。這些人群被剝奪了自主權利與生存自由,形成了生死交界的存在。我們可以看到,今日的社會中,某些群體如移民、難民及被設限的少數族裔,均表現出這一特徵。
文化理論家勞倫·伯蘭特(Lauren Berlant)提出的慢性死亡觀點補充了姆本貝的理論。根據伯蘭特的觀察,只有特定群體被標註為『磨損的對象』,並且生活的普通重複與死亡過程緊密相連。這種情況在當代社會極為普遍,許多社會結構的改變使某些人群不得不面對日漸減少的生活機會,最終成為制度化的不公與壓迫的受害者。
死權政治體現在各個社會結構中。姆本貝透過奴隸製度、種族隔離以及巴勒斯坦的殖民歷史,揭示了不同形式的死權政治如何侵蝕人的基本存在。除此之外,現代的監獄體系及槍支暴力等現象也同樣是一種死權政治的表現。在這些體系中,某些人的生命狀態被無情剝奪,構成了社會上強烈的不平等。
在性別和性向問題上,Jasbir Puar 引入的“酷兒死權政治”概念透析了這一新視角。Puar探討了在後911時代,女同性戀者的極大抗議以及當前酷兒社群對伊斯蘭恐懼的共謀問題。她的研究指出,社會對色彩不同、性別多樣的群體在面對死亡的認知上,仍然存有巨大的排序與偏見,創造出了一種被排除的死權現象。
死權政治不僅代表著種族的而且是生活方式的剝削,這使得社會中的某些群體不得不在隱秘的死亡影響下生存。這種情況是人類社會深層結構的反映,它不僅對個體構成威脅,更為未來的社會關係埋下隱患。人們是否有意識到這樣的生存狀態正為某些人群提供了不可逆轉的生命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