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社會,權力的運作不僅將人們的生活界限限制在生存之內,還使某些人被迫面對死亡的威脅。這正是死權政治(Necropolitics)所探討的核心理念。這一理論揭示了某些群體是如何被社會、政治力量所支配,從而決定他們的生死命運。
死權政治是對社會和政治權力的使用,來決定某些人如何生活,以及某些人必須如何死去。
這一且讓人毛骨悚然的概念最早由學者阿基爾·姆本巴(Achille Mbembe)在2003年進行深入探討。他提出了“死世界”的概念,這是一種新的社會存在形態,其中大量人口面臨著被視為“活死人”的生活條件。這不僅僅是對生命的剝奪,更是對人的存在意義的侵蝕。
在死權政治的條件下,抵抗與自殺、犧牲與救贖、殉道與自由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
生與死的界限不斷被模糊化,這一概念也與米歇爾·福柯提出的生命權力(Biopower)密切相關。福柯指出,在控制人口的過程中,某些群體被視為更加珍貴,這便架構了社會對生命的價值評估。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評估逐漸導致某些族群的壽命被視為廉價。“活著的死亡”成為了那群受到壓迫者的代名詞。
例如,奴隸制、種族隔離、巴勒斯坦的殖民,以及自殺攻擊者的出現,無不展示了國家如何通過不同形式的死權政治來主導不同族群的生命與死亡。這種政治暴力的表現形式及其對身份的消弭,讓許多人淪為一種「不再擁有自我主權的活著的死人」。
只有特定的人群被“標記為耗損”,而這些被耗損的條件與“日常生活的普通再生”密切相連。
在與死權政治交織的社會中,種族主義扮演了重要角色,導致某些族群的人生價值被系統性地貶低。當一個人無法自主限制自己的生活,甚至無法自由表達自身的存在時,該個體便會被認為陷入了一種社會或政治上的死亡狀態。這樣的狀況在當代的監獄系統中尤為明顯,某些囚犯無法存活,只能在痛苦中摸索生存的意義。
當然,死權政治並不僅限於歐洲或美國的管理機制,它的影響遍及全球。在巴勒斯坦區域,長期的政治迫害讓無數難民陷入絕望中,缺乏有效的社會服務及國際支持使得這些人陷入了生死存亡的邊緣。
而在現代的性別與性取向討論中,酷兒死權政治(Queer Necropolitics)也應運而生。此概念著眼於後9/11時期的LGBTQ+/酷兒社群,揭示了在社會的暴力框架下,這些人口如何同時面對伊斯蘭恐懼症的滲透以及自身所經歷的暴力。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這些生命不能被正確地悲痛,因為在死權政治的框架中,死亡的意義與價值是受到懷疑的。
在死亡的現象下,某些人群的生存狀態和生活價值被當作不具價值的“裸命”來對待。
死權政治揭示了當代社會的殘酷性,死亡不再僅僅是生命的終點,而是一種政治的現象。在被壓迫的族群中,生活的每一刻都伴隨著死亡的威脅,唯有在不斷抗爭的過程中,才能尋找那微薄的生存空間。正是這種生死之間的權力邊界,構成了當今世界某些族群存在的真實面貌。
當然,這樣的權力遊戲,是否真的能夠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