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分工(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SDL)是指物種內的男性與女性在任務分配上的不同。對於人類的獵人-採集者社會來說,男性與女性各自負責獲取不同類型的食物,並為了共同或家庭的利益而共享這些資源。在某些物種中,男性和女性的食物選擇可能略有不同,而在其他物種中,則男性和女性會定期分享食物;但只有人類將這兩種屬性結合在一起。當今世界上所剩無幾的獵人-採集者群體,為研究性別分工的演化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模型。
許多針對獵人-採集者社會進行的性別分工研究顯示,像坦桑尼亞的Hadza這樣的部落,男性與女性的角色並不如早期人類學家所描述的那樣明確分開。
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有選擇將資源投入於育養子女或獲得額外後代的自由。根據生命周期理論,男性和女性會監控各自選擇的成本與收益,以最大化繁殖適應度;然而,兩性在權衡取捨時存在差異。女性更可能從父母的關懷中獲得最大利益,因為她們確定自己的後代,而每次繁殖的機會相對較少,且成本與風險都較高。另一方面,男性對於親子關係的確定性較低,但卻可能擁有更多的交配機會,這些機會的成本與風險相對較低。
從1970年代開始,有關獵人-採集者社會中性別角色的主導古生物學觀點屬於“男性狩獵,女性採集”的模型。這一觀點最早是由人類學家Richard Borshay Lee和Irven DeVore於1968年提出,基於現在被認為不完整的證據,他們主張當代的採集者存在明確的性別分工。然而,對此研究的驗證表明,“多數方法論的失誤使得他們的結果有了偏差……其分析並未反駁大量實證研究所支持的獵人-採集社會中性別分工的觀點。”性別分工的出現可能是為了讓人類更有效地獲取食物和其他資源。
根據最近的研究,約79%的63個採集社會中存在完整的狩獵策略,女性也作為獵人活躍。
而關於史前社會的考古研究也顯示,性別分工不太可能在Upper Paleolithic之前存在,而是在相對近期的歷史中發展起來。現存一些著名的獵人-採集者團體如Ainu、Agta和Ju'/hoansi都顯示出缺乏明顯的性別分工。
當今社會中,性別分工的現象在全球範圍內普遍存在。在許多文化中,養家糊口與家庭主婦的模式成為了一種穩定特徵。這種分工在某些工作領域更為明顯,通常戶外工作、危險工作和高度技術學科(特別是除醫療以外的STEM職業)更可能由男性從事,而與照顧和人際關係有關的工作則通常由女性承擔。儘管這些分工的界限並不總是穩定,一些特定領域中比例的逆轉也很常見,例如醫生。
性別分工的傳統解釋認為,男性與女性在親密伴侶關係中協作,分別針對不同的食物資源以使家庭受益。女性可能會針對那些不與生殖和育兒衝突的食物,而男性則會專注於女性不會採集的食物,從而增加每日飲食的多樣性,提升家庭的整體飲食質量。
這一假說提出男性狩獵的目的在於增強社會注意力和交配利益,並透過廣泛分享獵物來顯示其基因質量。最近針對Hadza部落的研究證實,男性狩獵的主要目的是向自己的家庭分發食物,而不是與社區其他成員分享,這使得信號假說的證據受到質疑。
維多利亞時代的角色也遭到了深入的探討,Sally Shuttleworth指出,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既要提供照顧,又要履行許多傳統職責,這就形成了一種雙重角色的期待。
最佳採集理論(OFT)指出,生物體的採集行為往往旨在最大化能量效益。這為性別分工提供了一種解釋,男性可能放棄那些具有能量價值的食物,這在能量效率上似乎不合邏輯。然而,這也可能表明,男性在家庭層面上進行活動的最佳選擇,故而將這個策略與家庭的整體利益聯繫起來。
烹飪的出現可能導致女性在準備食物的過程中遭遇到食物被盜的風險,因此她們可能會招募男性伴侶以保護她們的資源。這一理論解釋了為何烹飪勞動常常與女性地位相連。女性的採集與食物準備使得男性能夠參與更高風險的狩獵活動。
許多針對男性與女性空間能力的研究顯示並不存在顯著差異,雖然有的元研究指出在某些空間操作上男性較有優勢。性別分工的假說也試圖解釋這些認知差異。近期的研究顯示,性別分工的形成相對較晚,早期人類文化中性別角色並不總是一致。
性別分工仍然是人類學中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不同研究者的觀點從生物基礎支持性別角色的觀點,延伸至對社會結構的挑戰。
在人類社會的演化過程中,性別分工的形成以及其背後的動力到底是如何影響人類的社會結構和個體選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