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早期,查爾斯·達爾文的進化理論與格雷戈爾·孟德爾的遺傳觀念融合,形成了現代進化綜合學。這一理念由朱利安·赫胥黎於1942年提出,書名為《進化:現代綜合學》。這一綜合不僅闡釋了自然選擇、孟德爾遺傳學和種群遺傳學的相關性,還將古生物學中所觀察到的宏觀進化現象與局部種群的小規模微觀進化相連結。此一綜合學說的創始人們各自有不同的理解,其中厄恩斯特·邁爾在1959年、G·萊迪亞德·斯特賓斯在1966年及泰奧多西斯·多比詹斯基在1974年提供了各自的基礎假設。
現代進化綜合學包含了自然選擇的概念,以及由突變所提供的可遺傳變異。
在短短幾十年內,這一綜合學說就作為進化理論的重要基石,將基因學的進展納入自然選擇的框架之內。在這段期間,數位科學家,如R.A.費舍爾和J.B.S.哈爾登,透過數學的模型探討了進化的機制,揭示了基因如何影響物種的演化。
查爾斯·達爾文於1859年發表的《物種起源》一書,雖然不被所有生物學家認可但卻成功地說服了許多人進化的發生,但對於自然選擇是否為主要機制仍存疑。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一些替代性進化論如拉馬克主義、正演論等開始受到討論,這讓達爾文的理論受到挑戰。
自然選擇,這自達爾文以來一直是進化論的一根支柱,面臨著不少質疑。
隨著對遺傳學的深入理解,科學家開始探討隱藏在達爾文理論背後的成因。奧古斯特·魏斯曼提出的生殖質理論,聲稱母體不會影響生殖質,強化了遺傳學對應用達爾文理論的支持,贏得了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支持。
吉恩學的神秘面紗逐漸被揭開,1890年代,孟德爾的遺傳學說被重新發現,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它為精確地理解如何影響遺傳變異提供了支持。1900年,亞伯拉罕·德·弗里斯和卡爾·科倫斯獨立重新發現了孟德爾的實驗,而威廉·貝特森則在英國介紹了這一發現。這樣,科學界對遺傳變異的理解也因此進一步深化。
遺傳變異不是簡單的混合,而是獨立的,“基因”將他們的特徵保持完整。
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家們開始接受自然選擇與遺傳的結合理論,進一步導致了所謂的生態遺傳學的誕生。E.B.福特以實驗自然學家的身份,首次在野外觀察蝴蝶和蛾子的人口,證實了自然選擇的預測。
亞伯·福特的工作指出,基因多樣性在自然選擇中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在他的研究中,基因多樣性不僅促進了物種的生存,還在病原體面前為人類提供了保護。他的發現引發了進一步對自然選擇過程的深入探討。
基因是自然選擇的基石,它影響著物種的發展。
而在1942年,朱利安·赫胥黎於其書中稱之為“現代綜合學”,提醒我們多科學的整合對於理解自然選擇的重要性。他警告道,捨棄數學建模及控制實驗內容的生物學,可能無法達到科學界對進化理論的更高要求。
隨著分子生物學和基因組學的進步,未來的進化理論可能會朝著“後現代綜合學”的方向發展,這可能包括革命性的發現,深化對生命演化的理解。生物學家尤金·庫寧在2009年表示,對遺傳學的未來探索將引領我們進入全新的世代。
演化是一門仍在發展的科學,它的深奧之處在於基因如何參與其中。
現代綜合學的形成代表著進化論與遺傳學的成功結合,卻也引發了關於未來進化理論發展的深思,基因的角色會如何隨著新發現而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