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中葉的科學界中,查爾斯·達爾文的進化論起源於其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雖然此書促使了許多生物學家相信進化的存在,但卻不意味著大家一致認同自然選擇是這一過程的主要動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家們開始探索各種進化的替代理論,對達爾文的理論產生懷疑。
在進化的討論中,拉馬克主義(獲得特徵的遺傳)、正向進化論、突變論等理論逐漸浮出水面,取代了達爾文的思想。
達爾文自己對拉馬克主義表示贊同,而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則強烈支持自然選擇,並全然拒絕拉馬克主義。隨著1880年代的到來,生物學家們對達爾文的進化觀開始產生疑慮,這一時期被稱為達爾文主義的黑暗時期,許多科學家指出了達爾文在遺傳學觀點上的弱點。
這種懷疑主要源自於達爾文的混合遺傳理論,這意味著任何新的變異,即使是有益的,在每一代中會被削弱50%。
這一理論使得小變異不可能在長期內幸存並被選擇,從而直接對抗自然選擇的理念。此外,達爾文的胚種理论与拉馬克主義的相互影響,加劇了科學界對進化論的不信任。
在這一背景下,奧古斯特·維斯曼提出了胚質學說,認為遺傳物質和身體的關係是單向的,這意味著身體不會影響遺傳物質,這一觀點直接推翻了達爾文的胚種理論和拉馬克的觀點,並在科學界形成了更為強烈的反達爾文情緒。
維斯曼的實驗顯示,剪掉老鼠的尾巴並不會影響其後代的尾巴長度,此理論強調了遺傳是“硬”的,而非可塑的。
隨著1900年,雨果·德·弗里斯與卡爾·科倫斯獨立地重新發現了格里戈·孟德爾的遺傳學,這一新發現為生物學界帶來了新的希望。然而,孟德爾遺傳學的獨立遺傳特徵,與成熟的生物學思想之間存在明顯矛盾,導致了進化論的進一步動搖。
到了1912年,托馬斯·亨特·摩根的果蠅實驗最終證明了進化過程中變異提供了物種的新物質基礎,而非像早期學者所認為的那樣,變異是一次性的飛躍。隨著R.A.費希爾和J.B.S.霍爾丹對數學人口遺傳學的研究,進化論逐漸邁向了一個新的穩定期。
費希爾和霍爾丹的工作使得自然選擇的概念變得可預測、可測量且可驗證,這標誌著進化論的重生。
然而,即使隨著這些前瞻性的研究的推進,維護自然歷史的生物學研究卻在美國幾乎偃旗息鼓,科學員和教學界對進化的熱情也降至最低。哈佛生理學家威廉·約翰·克羅茲甚至告訴學生們,進化根本不算是一門科學。
直到1942年,朱利安·赫胥黎的《進化:現代綜合體》將各種科學觀點融合,意圖重塑進化論的形象並強調其系統性。他闡述了自然選擇作為一種可觀察的自然現象,該觀點不僅推動了生物與物理科學的一體化,還重新理念化了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的角色。
赫胥黎想要達到的,是一個以人類為巔峰的進化觀,這一觀點違抗了過去對進化的懷疑,最終帶領生物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在那個變革的時代,科學界充滿了不同的理論與爭辯,進化論在發展中爭取認同,然而,真正的改變飛逝而來時,又會是怎樣的情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