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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的影響：文化史考古學如何成為政治工具？
文化史考古學是一種考古學理論，強調根據物質文化將歷史社會劃分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群體。它起源於19世紀晚期，當時文化進化主義不再受到許多古物學家和考古學家的青睞。在二十世紀中期，它逐漸被過程考古學所取代。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區，文化史考古學的思想依然主導著該領域的發展。
文化史考古學的定義特徵在於其揭示對古代文化的共同認知、品質，以及如何與物質記錄相關聯的說明。
文化史考古學的興起與19世紀的社會背景息息相關。工業革命的推進使得許多國家出現了大型城市中心，社會從此充斥著貧困的工人階層，而這些新興工人階級開始透過社會主義發展政治聲音，威脅到許多歐洲國家的既有政治秩序。
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許多知識分子開始表達對工業革命的批評，認為這種經濟和社會的變化破壞了社會的既有結構。他們的觀點促使對古代的回顧，並建立了崇尚理想化農業社會的浪潮。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史考古學逐漸出現，成為一種回應文化進化論下降的努力。考古學家開始強調藝術品和Archeological Record的地理變異性，並吸收了人類學的「文化」概念，進一步發展出對於古文化的分類和類型的強調。
文化史考古學的發展部分是由於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興起，這強調了族裔作為歷史的主要塑造因素。
民族主義思潮也導致了對文化史考古學的影響，許多知識分子希望在社會動盪中強調民族的團結感。此時，考古學被用作支持民族主義政治議題的工具，許多國家試圖藉由考古證據強調與古代祖先的聯繫。例如，法國人經常強調自己是古高盧人的後裔，而英國則對盎格魯-撒克遜人保持同樣的聲稱。
這些民族主義情懷在20世紀的納粹黨當政時達到了高潮，納粹黨利用考古學來支持其種族優越的主張。這一點充分展示了文化史考古學如何成為政治工具的極端範例。
文化史考古學的早期發展
在1869年，德國成立了人類學、民族學和史前考古學協會，這一機構由著名的病理學家兼政治家魯道夫·維爾霍夫領導。他提倡將史前考古與文化人類學和民族學結合起來，試圖透過物質記錄識別史前文化並將其與後來出現在文字記錄中的民族聯繫起來。
1911年，古物學者古斯塔夫·科辛納推出了一場講座，試圖將公元前100年間依賴於萊茵河與維斯瓦河的部落與新石器時期的文化聯繫在一起，從而主張文化史考古學的方法論。他的出版物主要集中在德國的民族主義上，並試圖搶佔文物學的話語權。
文化史考古學的概念和批評
文化史考古學的核心觀點在於人類可以被劃分為各種文化，每種文化多數被認為是不同的民族。這些文化通常被認為獨特，並且可以根據它們的物質文化—如陶器風格或埋葬形式—進行區分。在某些考古學家看來，這些文化的變遷是由於思想的擴散或遷移，而非自給自足的文化變化。
然而，這一理論也受到批評，因為其過於集中於新石器時代及以來的社會，忽視了早期人類時代，這些時期的文化差異在考古記錄中不那麼明顯。
文化史考古學的局限性顯而易見，當它遇到更複雜的社會現象時，往往無法提供深入的解釋，這也促使過程考古學的興起，試圖整合更多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視角，尋求更好的解釋方式以應對史前社會的複雜性。
在這個充滿爭議的歷史中，文化史考古學如何在民族政治議程中運行，以及它可能對當代文化遺產的詮釋有何影響，仍然值得我們深思與探索，這令我們不得不問，文化是否應被當作一種政治工具來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