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心理學中,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簡稱HBM)是一種心理框架,用於解釋和預測個體在健康方面可能造成危害的行為、態度和信念。這一模型於1950年代由美國公共衛生服務的社會心理學家開發,在當時他們注意到雖然移動X光車到處巡迴,卻少有人接受結核病篩檢。因此,健康信念模型也開始應用於預測各種不同的健康行為,例如接受早期篩檢、接種疫苗等。
健康信念模型的核心在於,「人們的健康行為會受到他們對健康風險的認知所影響。」
HBM的主要理論構建包括感知易感性、感知嚴重性、感知收益及感知障礙。這些因素共同作用於個體的行為改變。例如,當個人感知到自身對某種健康問題的易感性,便會傾向於採取行動以降低風險。而感知嚴重性則決定了個體對於健康問題後果的嚴重認知。這些因素相互作用著,進一步影響人們是否參與健康促進行為的決定。
感知易感性指的是個體對於可能罹患健康問題風險的主觀評估。根據HBM的理論,如果個體認為自己對某種健康問題有易感性,就更有可能採取避免該健康問題的行為。相反,若個體認為自己不太可能罹患某種病症,他們便可能會低估該病症的危險性。
「了解並承認自己面臨的風險,能促使個體進一步評估自己的行為。」
感知嚴重性是個體對於某健康問題及其潛在後果的主觀評估,研究顯示,當個體認為某健康問題相當嚴重時,會更有可能採取行動預防該問題。例如,一項針對澳洲大眾的研究發現,當詢問參與者對於流感的嚴重性認知時,高度認為感染流感會引發嚴重健康影響的參與者,實際接種疫苗的比例遠高於認為流感影響不大的參與者。
除了上述的易感性與嚴重性外,感知收益也影響健康行為。個體若認為某項行為將能有效降低疾病風險,便更有可能進行該行為。如若個體認為接種流感疫苗能夠有效避免生病,他們便會更願意接受疫苗接種。
「信任提升醫療行為的實際效果,有助於鼓勵更積極的健康行為。」
然而,感知收益背後的感知障礙卻可能成為人們行為改變的主要障礙。即使個體意識到某一疾病的威脅,並相信某行為能降低其風險,但若認為行為過於繁瑣、花費過高或有潛在風險,也會影響他們採取行動的意願。針對乳癌和宮頸癌篩檢的研究顯示,許多女性因對癌症的恐懼、羞愧感和語言障礙等因素而妨礙了篩檢行為。
HBM模型已被廣泛應用於許多公共健康介入措施中,通過針對感知易感性、嚴重性、收益和障礙等因素,提高人們參與健康促進行為的意願。但該模型同樣存在一些限制。例如,HBM可能無法解釋某些習慣性健康行為的形成,或未能考慮情緒對健康行為的影響。而如何有效評估不同社交環境對健康行為的促進與抑制作用,亦是一大挑戰。
「在改變健康行為的過程中,情緒的作用不容忽視。」
總的來看,健康信念模型提供了一種理解個體健康行為的框架,並能有效地指導公共衛生介入。然而,我們是否能找到更全面的方法來解釋為何個體會選擇或拒絕某些健康行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