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的暴力循环中,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连结,这就是所谓的“创伤性依附”。这种情感连结往往使受害者深陷在有毒的关系中,无法自拔。心理学家Donald Dutton和Susan Painter在1980年代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并指出创伤性依附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及间歇性奖惩的影响下建立的。这种现象可见于各种关系中,包括浪漫关系、友谊、亲子关系、甚至是刑事犯罪和崇拜文化等。
创伤性依附的核心在于恐惧、支配和不可预测性。
创伤性依附的形成通常基于两大因素。一方面,由于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平衡,受害者往往感到无力逃脱施暴者的控制。另一方面,受害者在遭受虐待的同时,也会经历施暴者偶尔表现出的善意,这种奖惩交替的模式进一步稳固了情感依附。
这种依附使受害者对施暴者产生了错误的情感认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会将施暴者视为自己的保护者。
间歇性奖惩是创伤性依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施暴者对受害者进行虐待,但在某些时刻又表现出关心和爱护时,受害者会形成一种强烈的认知失调,难以辨别施暴者的真实意图。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使受害者在情感上依赖施暴者,并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
创伤性依附也依赖于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差距。施暴者利用自己的力量加强对受害者的控制,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使受害者难以逃脱。受害者的自我认知受到扭曲,常常内化施暴者的看法,进而自责。
施暴者的偶尔善举让受害者错以为他们的关系是正常的,甚至是健康的。
除了权力不平衡和奖惩交替,财务依赖、子女以及社会孤立等因素也可能维持创伤性依附的存在。当受害者感到无法脱离这样的情况时,创伤性依附便更加牢固。此外,认知失调理论能解释受害者在面对矛盾信念时,可能会试图美化施暴者的行为以减少心理上的不适。
依附理论认为,人类的安全依附是生存的基本需求。即使在虐待环境中,受害者也会不由自主地依赖施暴者,这导致了情感上的错误依附。这种依附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生存,但在长期内却是有害的,会加深受害者对施暴者的依赖及信任。
创伤性依附常被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混淆,然而两者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区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通常涉及到施暴者对受害者的情感依附是相互的,而创伤性依附则是在不对等的力量关系下,受害者孤军奋斗的情感结合。
在性别暴力的情境下,创伤性依附会强化受害者对施暴者的依赖。受害者往往因恐惧、经济障碍或情感上的牵绊而选择留在这样的关系中。尤其是对于受虐女性来说,社会对她们回到施暴者身边的指责,往往忽略了其背后的心理机制。
在创伤性依附的影响下,受害者可能会失去与外界的联系。及时的社会支持则能为受害者提供逃脱的勇气和资源,让他们能够重建自我认知、摆脱施暴者的控制。
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创伤性依附,不仅仅源于个体的心理状态,也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之中。理解创伤性依附的形成过程与维持因素,将有助于提供受害者必要的支持和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创伤性依附背后的心理运作与社会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