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仅是单词的替换,还是一种文化的传递。 Eugene Nida 在语义学中提出了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两种翻译的理论,这些理论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对信息传递的不同理解。动态对等重视源文本的意义,而形式对等则更注重保留原始文本的语言结构。这些翻译理论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圣经翻译的方式,也反映出了不同文化之间理解和表达的差异。
动态对等的翻译质量,意味着原文本的信息已经被有效转换到接受语言中,使得接受者的反应与原始接受者的反应基本一致。
在Nida的后期,他选择了将动态对等改称为功能对等,强调翻译的「功能」可以被当作文本的一个属性。功能对等表明,源文本在源文化中的功能与翻译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功能之间的对应性,而「功能」的概念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文化中的互动方式。
翻译者应该首先理解主题的意义,然后用另一种语言清楚地表达主题,而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改变单词的顺序,将多个单词替换为一个,或是反之,使得主题在翻译的语言中变得清晰可懂。
这样的翻译理念,在历史上早已有其根源。中世纪的犹太学者迈蒙尼德斯在1199年给他的翻译者所写的信中明确表示了这一观点。他主张一味追求字面翻译的方式在线性上会导致翻译的质量可疑而且堪忧。这一理念至今仍在翻译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翻译的实践中,许多翻译者常常面临的挑战是平衡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之间的差异。形式对等追求保留原文的词汇与语法结构,而动态对等则注重翻译的流畅性与可读性,传达出原文的意义和情感。特别是在字面翻译难以传递概念时,动态翻译可能会更有利于理解。
形式对等让熟悉源语言的读者可以分析原始文本的意义,而动态对等则着重于让读者能够在目标语言中感受到同样的情感。
此类文化差异的存在也导致了翻译中的微小差异,比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英语中关于「天使」一词的含义有所不同。这些细微的语义区别可能引发对天使生命、不死、是否具恶能的宗教文化差异。这正是翻译过程中需细心考量的地方。
圣经的翻译正是动态与形式对等之间张力的最佳例子。从1610年的《杜威—雷姆斯圣经》到2100年即将推出的新版本,翻译者们采用各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从形式对等的极端到动态对等的极端,各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目的。
在圣经翻译的实践中,形式对等通常涉及到精确的字面翻译,例如《金牌圣经》,这样的翻译让读者能够了解原文的细微差别。然而,当特定的文化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无法直接表达时,翻译往往需要创造新词,或是借用源语言中的词汇来填补文化上的空白。
动态对等的翻译有时会着重于保留可读性,而形式对等则让读者在源语言的视角中理解文本的表达方式。
面对这样的挑战,现代翻译者需具备更深厚的文化素养,才能在保留原意的同时,也赋予文本新的生命。从古至今,翻译的艺术在于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以期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文化的美。当我们思考翻译的过程中,是否有值得深刻探索的文化差异与塑造我们理解的元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