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的维也纳,奥地利精神分析学者维克多·塔斯克首次向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介绍了他的著作《精神分裂症中的“影响机”的起源》。这篇文章不仅搅动了当时的心理学界,还直至今日仍在影响着我们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塔斯克详细观察并分析了几种困扰他患者的迫害妄想,这些患者相信他们的思想和感觉被某种“机器”操控,且这些机器无法被他们所理解,却又悄然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塔斯克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界限模糊,往往感受到自我主体的经验被外部力量完全控制。
在他的观察中,塔斯克发现这些患者通常会报告一种强烈的机器感觉,这种“影响机”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无法抗拒。这种机器的描述多种多样,可以操控他们的思想,甚至在视觉上造成幻觉。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詹姆斯·蒂利·马修斯的故事,他相信自己受到名为“空气织机”的装置控制。马修斯的故事在他出版的书中深入阐述,这本书成为精神疾病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
塔斯克的文章指出,这些影响机的幻想不仅是患者内心斗争的产物,也是对现实无法解释事件的一种因果阐释。也许正因如此,这种妄想才如此根深蒂固,使患者在困难中寻找解答,而这个解答既恍惚又神秘,完美体现了精神分裂症的复杂性。
他发现,这些机器的描述不仅反映了患者的内心世界,还是他们对现实的一种反应与诠释。
有趣的是,塔斯克指出,这些患者变得对当前的科技非常感兴趣,迫切想了解如何运作这些“影响机”。尽管有了现代技术的理解,这些机器依然带有难以用科学解释的神秘感。患者经常描绘这些机器如何透过波动或光束来操控他们的思想和感受,甚至改变他们的生理状态,特别是性器官的感受。
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现实与内心经历的感知,因受外部“机器”的侵扰而逐渐扭曲。在这样的情况下,妄想既是治疗的障碍,也是治疗的核心。患者所患的病不再单纯,只是个人内心的低语,往往与社会、文化背景紧紧相连。
这场精神与现实的对话质疑了我们对于自我的看法,挑战了意识与无意识的边界。
在文学领域,塔斯克的“影响机”理论进一步延伸到了小说与电影中。例如,在小说《飞越杜鹃窝》中,主角认为精神病院本身是一个更广泛的“合成机器”,隐喻着技术社会对盈利的渴望如何吞噬个体的主体性。这样的叙述使人反思当代科技对我们生活的深远影响。
这个议题不仅限于精神病学的探讨,也引起了对技术和社会的思考。社会运动者杰瑞·曼德在其著作《电视的四个反对理由》中,如此评论塔斯克的“影响机”理论,他指出电视的作用与精神病患者所述的机器相似:电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观众,创造出虚幻的现实更甚于其中有影响的现实。
历史上,塔斯克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精神分裂症的新视角,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当今充斥着信息科技的时代,我们是否仍然被一种看不见的“影响机”所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