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病学的历史中,维克多·塔斯克(Victor Tausk)于1919年发表的《关于精神分裂症中「影响机」的起源》一文,对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塔斯克通过对几位患者的观察和分析,描述了他们对一种神秘机器的信念,这种机器能够从外部控制他们的思考与感受,这一概念在精神病学及文化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会感到自我与外界的界限模糊,似乎整个自我的经验都是由一种外部力量所控制。」
塔斯克的研究表明,这种影响机的幻觉帮助患者解释那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并提供了他们的某种因果解释。这种机器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异,常常逐渐从具体的身体影像转变为更机械化、不再与其自身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概念。
在一名年轻女性患者的案例中,她最初相信影响机与她的身体精确一致,随后随着幻觉的发展,这种机器变得越来越机械化,最终完全失去与她外表的任何关联。这一观察展示了影响机如何成为患者自我投射的外在表现,并揭示了性欲的回退至幼年自恋状态的过程。
「这些患者对于当前技术的兴趣促使他们试图解释影响机的运作,尽管无论他们如何理解,机器仍保有难以解释的神秘性。」
塔斯克指出,患者在经历一次精神病体验后,会开始想像影响机的存在。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机的幻想是患者对现实的一种需求反应,显示出精神分裂症已经发展到了较为严重的阶段。
詹姆斯·蒂利·马修斯(James Tilly Matthews)是影响机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作为一名茶商和政治活动人士,他于1797年因在英国下议院大喊「叛国」而入院于贝斯利皇家医院。马修斯对他的「空气织机」给予了详细的描述,并在1810年发表了一本名为《疯狂的插图》的书,展示了他对这一机器的幻想及其运作方式的理解。
在文学作品中,如《摆渡人》(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叙述者「首席」布罗门(Chief Bromden)相信他所在的精神病房(包括工作人员)是一种服务于更广泛的「联合体」(Combine)的机器,这一描写成为了影响机患者的著名虚构例子之一。
「塔斯克的「影响机」概念与现代社会的批评密切相关,尤其是对于电视等媒体的负面影响,这提示我们思考科技对人类的深刻影响。 」
活动家杰瑞·曼德(Jerry Mander)在其著作《消除电视的四个论据》中也提到塔斯克的「影响机」,并然指出电视所造成的思维与感受的变化,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现代科技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及其长期的心理影响。
塔斯克的研究对于今日精神健康的理解及治疗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他的工作不仅揭示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心世界,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是如何构建及被质疑的。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机」不仅是心理病理的具体表现,也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科技与人类个体经验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
塔斯克的惊人观察让我们重新思考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在科技不断侵入生活的当下,我们是否也在无意之中成为了某种「影响机」的操作对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