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病(Nobel disease)或称为诺贝尔情结,指的是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在晚年抱持奇怪或科学上无根据的想法。无论是在诺贝尔奖授予其后,这种情形似乎亘古不变,许多得奖者在获奖后对自己有了更大的自信,胆敢在其非专业领域发表意见。不过,这样的情况是否单单限于诺贝尔奖得主,并未有确证。这一现象引发了很多科学家的关注与思考。
保罗·纽斯(Paul Nurse),2001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得主,曾经警告后来的获奖者:“不要相信你在几乎所有事物上的专长,并以诺贝尔奖的威望自信地表达意见。”
虽然尚不清楚诺贝尔奖得主是否比其他科学家更容易受到思维错误的影响,但这一现象却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证明在一个领域的权威地位并不必然意味着在其他领域的权威性。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虽然能够两者兼具智力与科学才能,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特征并不与非理性相矛盾。
随着社会对于诺贝尔奖的认可度持续提升,某些得奖者愿意随着荣誉而发表更具个人见解的研究与观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对于这种现象进一步阐述道:
“我自己曾经被询问过从治疗感冒的方法到约翰·甘迺迪签名的信件市场价值的各种意见。毫无疑问,受到的注意(来自于获得诺贝尔奖)固然令人愉快,但同时也会造成腐化。”
因此,弗里德曼建议透过建立更多的奖项来竞争,以防止因为在我们的能力外过度自信而产生问题。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名誉产品并不容易取代,因而这样的自满将长期存在于科学界中。
在许多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些人的信念或研究立场是有争议的。例如,190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菲利普·伦纳德(Phillip Lenard)支持纳粹党,并积极推广德意志物理学与犹太物理学的区别。
再如1912年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亚历克西·卡雷尔(Alexis Carrel),他成为了维希法国的优生政策的拥护者。
“19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查尔斯·里舍(Charles Richet)相信超感官知觉、灵异活动和鬼魂的存在。”
另外,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林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认为高剂量的维他命C能预防感冒,并且透过服用大量的维他命进行自我治疗。
这不仅展示了获奖者对某些特定想法的坚持,还引发了关于专业知识边界的思考。
除了弗里德曼的警告,许多其他获奖的科学家也在晚年发表他们对科学以外事物的看法。例如,1973年诺贝尔奖得主尼古拉斯·廷贝根(Nikolaas Tinbergen)在诺贝尔接受演说中推广不再被认可的「冰箱母亲」假说;而1993年获奖的卡里·穆利斯(Kary Mullis)甚至对艾滋病病毒的成因提出不同观点,认为HIV并非唯一诱因。
这些例子都指向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界的权威与非权威之间的差距,在某些情况下,是否会致使其言论被过度扩大其影响力?
获得诺贝尔奖的荣耀无疑彰显了个人对专业领域的贡献,但随之而来的也是一种扭曲的自信感,促使这些得主有时在非专业领域做出不理性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是否应更加谨慎地解读这些伟大科学家的言论,特别是在他们超越自己专业范围的话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