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气候政策对全球气候变迁的影响不容小觑,因为美国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并且人均排放量也在全球名列前茅。累积起来,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一兆公吨,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根据环境保护署(EPA)的定义,气候变迁是指在长期内气候相关的任何重大变化,这包括气温、降水或风力模式等重要的变化,以及其他几十年以来持续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美国的气候政策可以塑造全球气候行动的基础,特别是在国际合作与共识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的《通货膨胀减少法案》是美国在气候变迁缓解方面最大的政策投资之一。这项法案强调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性,同时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提供资金。然而,不同的政治派别对气候政策的看法存在极大分歧。民主党通常主张扩大气候变迁的缓解政策,而共和党则对气候变迁的影响表现出怀疑,往往更偏向于抑制改革的步伐。
虽然美国是《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但它既没有批准该议定书,也没有正式撤回。 1997年,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Byrd–Hagel决议,表示不认为美国应成为该议定书的签署国。随后,美国政府在2001年表示不会执行《京都议定书》,这使得全球努力达成减排目标更为困难。
“气候变迁的潜在后果具有严重性,必须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实施。”
美国国会一直在努力应对气候变迁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间多部气候相关法案均未能通过。比如,2005年和2007年两次进行的《麦凯恩-利伯曼气候护理法案》都在参议院失败,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也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些失败的法案凸显了美国国内在气候政策方面的深刻分歧,政治斗争对气候行动的推进造成了障碍。
克林顿政府早在1993年就开始着手气候变迁的问题,当时提出的《气候变迁行动计画》希望在200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水平。根据他的计划,联邦政府预留了19亿美元的资金,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采用和提高能效。然而,这项政策遭到能源集产业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最终实施。
2001年,乔治·W·布什政府选择不执行《京都议定书》,并提出计划以提高经济产出的同时,降低温室气体的强度,却未对总排放量加以实质改进。此举引发了广泛的批评,指责其推行的政策无法真正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并且迎合了特定产业的利益。
相比前任,欧巴马政府在气候变迁问题上采取了更积极的应对策略。欧巴马在任内提出了多项法案,并承诺到2025年降低温室气体排放26-28%。此外,他的《清洁电力计划》和《美国再投资与恢复法案》也为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这座桥梁不仅连接了美国的内部政策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也强调了国际间的合作。
随着美国气候政策的演变,全球气候变迁的行动也在随之变化。这些政策的发展不仅影响美国国内的环境,还影响着其他国家在应对气候变迁方面的决策和行动。因为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未来美国的气候政策将如何影响全球气候变迁的进程,而这一进程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美国的气候政策,是否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