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行为理论,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试图量化并解释定义一个人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及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尤其关注政客及其对公众意见的影响。从父母的政治观念到社交媒体的动向,个人的政治信仰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限于家庭环境,还包括教育机构和社会网络等。
长期影响政治取向的因素包括与父母的互动,这通常被认为是影响政治观念的首要因素。
研究显示,家庭的政治环境在个体的早期发展阶段对其政治取向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早期的政治社会化可能会随着个体的生活经历而发生变化,但父母的意见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孩子的政治观念。在美国,学生在小学和中学的平均学年以上学习大约180.4天,这意味着他们每年在教室里花费近1210小时。
在高等教育方面,一项对9784913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2016年总统选举中,学生的投票率为68.5%,而18至29岁的选民平均投票率为46.1%。
这些数据显示,教育程度对于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及行为有着显著影响。除了家庭和教育,朋辈群体在政治信仰的塑造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同一代人的社会问题上,朋友之间的共同理解培养了未来的意识形态成长。
社会化是一个过程,透过这个过程,个体获得未来将有用的知识、习惯和价值观。
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态度的形成受到的影响亦是不容小觑。印象形成年的假说认为,政治取向在青年时期会更加稳固,而所谓的「逐渐稳定假说」则认为,随着年龄增长,政治态度的改变可能性会逐渐降低。然而,「终身开放假说」则主张,不论年龄多大,个人的态度仍然保持灵活性,这显示了塑造政治信仰的复杂性。
除了长期因素,短期因素也在选举行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中媒体和单一选举议题起着重要影响。这些短期因素通常是暂时性的,却能在选举期间显著改变选民的态度。政治学家普遍认为,大众媒体对投票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有研究指出,在前苏联和东欧的自由民主过渡期间,媒体成为了主要的斗争场。
选举议题包括竞选事宜、辩论和广告,这些都能基于候选人的不同而改变某些政治行为。
在社会群体与政治结果的关系研究中,政治学家开始关注年龄、性别和种族等群体行为对政治结果的影响。以美国的政治为例,西班牙裔美国人正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的投票行为和社会影响力在选举中越来越显著。
西班牙裔美国人所带来的影响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最为显著。尽管他们的投票并不完全统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在政治中逐渐获得了力量。此外,非裔美国人在2008年和2012年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高于白人选民,这显示了这个群体在民主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女性投票率首次超过男性,显示出性别差距对于政治结果的重要影响。
另一个日益兴起的研究领域是生物学与政治科学的交叉研究,学者们探讨生物学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包括意识形态的基因基础。在基因政治学中,研究者关注基因如何影响个体的政治取向,这一领域的研究频繁地挑战着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观点。
理解个体如何参与民主过程是政治科学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投票、志愿活动和抗议等行为的驱动因素经常无法用理性行为来解释,许多学者认为人们的投票决策受到社交因素的驱动,例如家庭成员或朋友的影响。
政治心理学则致力于通过心理分析来解释政治行为,探讨的理论包括右派威权主义、社会统治取向和制度合理化理论等。
总结来说,政治信仰的形成是多方面的过程,涉及家庭、教育、社会群体及生物因素等,这些潜在的影响因素不仅塑造着我们的政治取向,还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影响着我们的参与方式。这样的影响是刻在我们的基因中,还是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