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计算时间的方式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变,更是文化、宗教和社会价值观相互交织的结果。公元前(BCE)和公元后(CE)这两个术语作为格里历的年号标记,提供了对于时间的更广泛理解,以避免出现宗教上的偏见。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索CE/BCE的起源、发展及其当前的社会意义,并挑战读者对于时间和历史的看法。
公元前和公元后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公元525年,由基督教修士迪奥尼修斯·埃克西瓜所提出。他以耶稣的生日为基准,建立了以「主的年份」为参考的纪年系统,目的是取代当时主流的「烈士纪年法」。这一纪年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欧洲广泛普及,并在731年被英国的比德修士进一步推广。
「主的年份」成为当今我们所熟悉的AD和BC的基石。无疑,它与基督教历史交织,对于那些非基督徒来说,这样的纪年法存在着潜在的排他性。
「粗俗时代」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615年,当时的天文学家约翰·开普勒使用它来区分不同的纪年。这一术语意在指代当时的普遍年代,也就是基督教纪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公元前」和「公元后」这样的中立称呼,这样的改变不仅是语言的演变,更是文化的反映。
「共同时代」这一名称意味着无论个体的信仰如何,我们都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记录历史事件,这对不同背景和信仰的学者来说至关重要。
随着学术界对于BCE和CE的接受程度上升,这些术语在全球多个地区的实际应用情况也各不相同。在澳洲,尽管有报导称学校课本将使用BCE/CE标准,但仍受到广泛的抵制。在美国,许多学校已经开始将CE/BCE作为主要的历史课程标准,反映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不同文化在时间的计算上可达成共识,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因为我们的历史早已相互交织。」
支持者认为,使用BCE和CE对于非基督教的学者来说,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能让他们在学术交流中不必妥协自己的文化信仰。反对者则指出,这些术语依然使用基督教徒所定义的年号,并未达到真正的中立性。这样的争论使得CE和BCE在某些圈子里成为一个敏感话题。
「尽管选择的命名方式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意义未必有所变化。」
在全球互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对于时间的理解,显然不仅仅是数字的计算,也包含着其背后的文化和信仰。因此,CE和BCE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一种文化认同与尊重的表达。这样的改变引发我们深思: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如何对待这些历史与信仰的交织,才能够真正实现包容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