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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與環境的較量：你知道人類行為的秘密在於哪一方嗎？
在生物學及社會學界，一個長期存在的辯論便是「基因（nature）與環境（nurture）」的影響究竟各占多少。這個問題探討了人類行為的根本原因，是否為基因遺傳的結果，還是環境因素塑造了我們的行為與特質？自伊莉莎白時期初，使用「基因與環境」這一詞彙便已存在，而這一問題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法語中的表述。這兩個概念雖有不同的屬性，但實際上它們常常是不分彼此的。
「人類究竟是由天生的遺傳決定，還是生活環境所鍛造？這是備受爭議的問題。」
基因是一個人出生時便已預設的特性，受遺傳及生物因素的影響。環境則被視為一個人在受孕後所接觸及學習的外在影響。這一命題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多學科天才弗朗西斯·高爾頓的書中被廣泛普及，他在文中探討了遺傳與環境對社會進步的影響。高爾頓是查爾斯·達爾文的表兄，無疑受到了《物種起源》的啟發。
約翰·洛克的「白板說」則提出，所有或幾乎所有人類行為特徵皆由環境塑造。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於人類發展的這些討論不斷演變，並在20世紀形成了兩種主要觀點。一種極端的觀點主張環境是唯一的影響因素。另一種觀點則承認遺傳和環境的相互作用。進入21世紀後，多數學者對於這兩種矛盾的看法都表示不再適宜，從而開始探索它們之間的交互影響。
「基因與環境不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問題，而是一個相互交融的，複雜的互動過程。」
在這場鬧得沸沸揚揚的辯論中，歷史也給予了我們不少啟示。例如，中國史書《史記》中提到，陳勝吳廣起義時提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問題，早在2000多年前便啟動了「人類是否天生就具有領導才能」的思考。這一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使得我們對人性的理解變得更加深刻。
早期的行為主義與文化觀點
在20世紀初，由於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對環境的關注開始增加。社會科學隨之發展，專注於文化對人類行為的影響。這一潮流由弗朗茲·博厄斯的《原始人的心靈》啟動，確立了生物學、語言學及文化的獨立性，這一學派在此後的15年間主導了美國人類學。
隨著時代推進，約翰·華生在1920年代及1930年代建立的純行為主義學派，強調文化的支配作用。他曾說：「給我一打健康的嬰兒，無論他們的天賦或背景如何，我都可以將他們訓練成任何我所選擇的專業。」這種思想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與爭議。
「人是因文化而存在，而非因本能而生。」
至1970年代，行為主義受到的挑戰逐漸增多，多位學者提出了與遺傳有關的觀點。例如，E.O.威爾遜在《人性之上》中開始探討人的本性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這一轉變標誌著初始的文化主義觀點逐漸調整為遺傳與環境相結合的觀點。科學家透過雙胞胎研究，發現某些特質明顯受到遺傳影響，例如智力及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基因。
當代的基因與環境
進入1990年代，隨著基因研究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極端的「純白板」觀點已無法成立。最為人知的例子包括朱迪思·哈里斯的《環境假設》，該書引發了對於「父母教育如何影響子女的看法」的廣泛討論。儘管如此，許多專家仍然批評哈里斯的結論，認為這可能過於簡化了父母對孩子的潛在影響。
著名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在其《白板》中凸顯了人性的複雜性，指出教育難以消除的行為基因根本存在。他將「文化塑造人類」的觀點視為一種意識形態，並認為許多社會性行為可追溯至深層的生物根源。
「人性是由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這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事實。」
最終，基因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我們對人類行為的認識深入了另一個層面。科學家們目前的共識是，人類的行為與特質既受基因影響，也受到環境變數的塑造。這一現象表明，在理解人類行為的奧秘時，我們不僅要考量生物因素，還需關注生活經歷、教育和社會文化對個體的潛在影響。
在這場基因與環境的較量中，究竟哪一方面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更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