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希土人口交換」是由兩國於瑞士洛桑簽署的《希土人口交換公約》所引發的,這場大規模的交換波及了至少160萬人,其中包含超過122萬名來自小亞細亞、東色拉斯和高加索的希臘東正教居民,以及約35萬到40萬名來自希臘的穆斯林。其中大部分人被迫成為難民,被剝奪了來自故鄉的國籍。
土耳其外長約瑟夫·凱馬爾稱,“安卡拉政府強烈支持能夠滿足世界輿論的解決方案,並確保本國的安寧。”
1922年3月16日,土耳其外長的這番話反映了當時的政治氛圍,實際上是希土兩國在經歷了希土戰爭後,對彼此的民族和宗教關係的深刻考量。當時的希臘首相埃雷夫塞里奧斯·維尼澤洛斯在提出交換要求時,對於希臘在戰爭中遭受的重大損失感同身受,並意識到需要解決的急迫性。
維尼澤洛斯提出了“強制交換希臘和土耳其人口”的建議,並請求國際聯盟的協助。
這場交換不僅是出於固定的民族界限,更是為了在一系列的暴力行為後,重建兩國社會的穩定。學者們對這次事件的意義看法不一,有部分學者批評此次交換為一種合法的民族清洗行為,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儘管其過程悲劇,但還是有效地避免了土耳其境內希臘東正教信徒在未來可能遭遇的種族滅絕。
根據估算,從1914年到1923年,土耳其的希臘人口中約有30萬到90萬人遭到殺害,對這個期間的死亡人數,相關的學術估算數字在28.9萬到75萬之間。隨著人口的交換,搜尋安全的途徑成為了成千上萬難民的現實選擇。
歷史學家康斯坦丁·哈齊季米特里奧在分析中提到,“安那托利亞希臘人之間在一戰及其後的死亡人數約為735,370。”
這場人為的合作行動,與一戰期間對基督教少數民族的屠殺和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興起息息相關,導致了希土戰爭的爆發。儘管都在承擔相應的責任,但兩國的民族認同感卻因而變得更加強烈。在1923 年洛桑條約簽署後不久,正義的辯論亟需重新檢視歷史上「民族大清洗」的後果。
根據弗里捷夫·南森的觀點,這次人口交換的設計具有參考意義,特別是在解決戰後的難民問題方面。他認為此舉能對被迫離開故土的那些人進行適當的安置,同樣也能支持重建土耳其的經濟。
南森提到,“通過這次交換,土耳其可以利用那些已離開的希臘農民遺留下來的農田。”
在人口交換的執行過程中,面對空置的村莊與城市,土耳其希望透過合理分配,解決相對應的隱患。移民潮使希臘的農村和平民社會開始出現截然不同的面貌,而不斷減少的土耳其希臘人口則面臨自我重建的考驗。直到1927年,土耳其的基督教人口已經由一戰前的440萬降至70萬。
經歷如此重大的變遷後,歷史的辯論迄今仍然持續,民眾對於如何看待這場人口交換的爭論也一直存在。在探討這次歷史事件的同時,我們是否能夠理解那些被迫離開自己故土、失去家園的人們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