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30日,希臘與土耳其政府在瑞士洛桑簽署了《希土民族交換公約》,這一協議導致了至少160萬人的大規模遷徙。此交換涉及122萬4894名來自小亞細亞、東色拉斯、波斯尼亞及高加索的希臘正教教徒,以及35萬至40萬名來自希臘的穆斯林。
這場交換活動大多是在強制的情況下進行的,許多人獲得了難民身份並被剝奪了他們的國籍。
在1922年3月16日,土耳其外交部長尤素夫·凱馬爾·坦格里謝克表示,“安卡拉政府強烈支持滿足世界輿論的解決方案,並確保本國的安寧”,並認為“與希臘的雅典人民進行人口交換的想法非常可行”。隨著希臘在希土戰爭中的失利,希臘領袖埃萊夫塞里奧斯·維尼澤洛斯於1922年10月16日向國際聯盟提交了交換提請的信件,這標誌著一系列複雜事件的開始。
這場人口交換不僅反映了時代的風潮,更是一種基於宗教身份的強制移徙行為。對於生活在土耳其的希臘正教徒來說,這一事件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而對希臘的穆斯林而言,則是另一種新的生活開端。
許多學者批評這次交換,將其形容為合法化的互相種族清洗行為,但也有學者主張,這次交換雖然具有負面因素,但在防止土耳其再度發生希臘正教徒的潛在種族滅絕上,仍算是成功的。
這次希土人口交換是基於希臘與土耳其軍隊在1919年至1922年希土戰爭期間對基督教少數民族與穆斯林大多數的處理方式。在戰爭中,希臘軍隊對於奧斯曼帝國希望維護基督教少數民族的努力並未如他們所願,反而導致了更多的屠殺行為。
高舉民族主義的馬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在一系列變動中,成為了新土耳其共和國的推動者。在1923年7月24日與希臘簽署的正式和平協議之後,可見民族之間的成見已經深入各自的社會結構。
阿根廷學者提到,火災、流離失所及飢餓成為兩方家庭的日常。
根據一些資料,人口交換的過程雖然充滿混亂與危險,但由受尊重的監督人迅速執行。結果顯而易見,土耳其與希臘都朝著民族同質化的方向前進。在戰爭前,非穆斯林人口在土耳其幾乎占到20%,而到了1927年,這一比例已低至2.6%。
領導此交換的當時聯合國難民高專辦公室的弗里季霍夫·南森,對於該局勢有著深刻的洞察,認為這是一種解決民族衝突的“人道主義”的方案。
人口交換的背後不僅僅是卸下國家相互複雜的歷史責任。它所引發的社會結構轉變,至今依然在影響著這兩個國家的治國理念、社會結構和文化交融。隨著時光的推移,歷史的反思將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前的民族關係和相互依存的聯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