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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日本推行刑事司法改革？2009年舉證制變革的深層原因！
在探討日本刑事司法系統時，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具備三個基本特徵。首先，各個司法機構如警察、檢察官、法院及矯正機關之間相互合作，經常諮詢如何共同達成限制和控制犯罪的目標。其次，公民被鼓勵參與維護公共秩序，並廣泛參與防止犯罪的運動、抓捕嫌犯及對罪犯的康復計劃。最後，刑事司法的官員在處理違法者時擁有相當大的裁量權。根據2021年的數據，日本的警方共記錄568,104起犯罪案件，其中8,821起屬於重罪，包括謀殺、搶劫、縱火、強姦、性侵犯、幼兒性侵犯、綁架及人口販賣等。檢獲率，即日本警方所認可的未破案罪行中，實際被逮捕的犯人的比例，在2021年為46.6%；重罪的檢獲率則高達93.4%。
日本的定罪率高達99.8%，甚至高於一些專制政權。
學者們表示，日本高定罪率的主要原因在於其低起訴率及計算方式的不同。教授小木曾亮指出，檢察官對收到的案件有60%的比例選擇不予起訴，而其余約30%案件則通過簡易審判來處理。這種程序允許在沒有嫌疑人異議的情況下，根據檢方提交的文件對涉及100萬日元以下罰款的案件進行審查。真正進入起訴的案件只有約8%，這也是促成高定罪率的關鍵原因之一。
導致日本檢察官選擇不予起訴的原因在於他們對於敗訴的過度恐懼。
隨著2009年陪審制度（裁判員制度）的推出，檢察與定罪率均出現下滑。舉例來說，2006年謀殺案件的起訴率為56.8%，而至2017年降至28.2%。整體的初審定罪率也在2017年降至97.8%。儘管法務省指出，起訴率的下降在陪審制度引入之前就已開始，一些律師和學者認為，這一制度的實施強調了直接證據和證詞的必要性，並使法官在推論上的判斷變得更為謹慎。
例如，在2016年一起街頭犯罪中，因缺乏殺人意圖的證據，而僅被控以傷害罪，這樣的情況在制度改變之前，通常會被控以謀殺未遂。
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歷經多次變革。從明治維新後的1868年到1947年，刑事司法制度的根基逐漸從地方的武士階級轉變為中央的法律制度。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的首次頒布，源於法國的影響，這不僅確立了行為對應的法律，但首個以平等為基礎的法律體系也開始形成。
1947年的刑事訴訟法改革更是確保了被告的權利，建構了一個幾乎完全告訴制的系統。
在2000年代，面對『人質司法』的指控及冤假錯案問題，法律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2004年通過的司法改革法案，意圖引入陪審制度，但在實施過程中，問題依然不少。即使新法的頒布，卻未能完全消除對於長時間拘留及強制訊問的批評聲浪，導致冤屈根深蒂固。根據報導，大約70%的刑事案件在1990年時並未送交檢方，這一數字反映了檢方在起訴過程中的高度裁量及司法系統的側重。
近年來，隨著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對於公眾參與及透明度的需求不斷增長。譬如，陪審員制度的引入使得一般市民有機會參與法律審判過程，進而提升司法的公信力。2020年，日本在世界法治項目中的犯罪司法規範排名中名列第九，在G7國家中排第二。
然而，改革的背後是否能真正轉變民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任？
對於未來的日本刑事司法改革，關鍵在於如何平衡效率與公正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如何處理冤假錯案及保障被告的基本權利。隨著社會對於司法透明度與參與權的期待增強，這些問題也將逐漸浮出水面，挑戰著整種信任與正義的實施。這樣的改革能否真正促進司法公正，還需要時間來檢驗和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