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的維也納,奧地利精神分析學者維克多·塔斯克首次向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介紹了他的著作《精神分裂症中的“影響機”的起源》。這篇文章不僅攪動了當時的心理學界,還直至今日仍在影響著我們對精神疾病的理解。塔斯克詳細觀察並分析了幾種困擾他患者的迫害妄想,這些患者相信他們的思想和感覺被某種“機器”操控,且這些機器無法被他們所理解,卻又悄然地影響著他們的生活。
塔斯克認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與外部世界的界限模糊,往往感受到自我主體的經驗被外部力量完全控制。
在他的觀察中,塔斯克發現這些患者通常會報告一種强烈的機器感覺,這種“影響機”的存在讓他們感到無法抗拒。這種機器的描述多種多樣,可以操控他們的思想,甚至在視覺上造成幻覺。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詹姆斯·蒂利·馬修斯的故事,他相信自己受到名為“空氣織機”的裝置控制。馬修斯的故事在他出版的書中深入闡述,這本書成為精神疾病研究的重要文獻之一。
塔斯克的文章指出,這些影響機的幻想不僅是患者內心鬥爭的產物,也是對現實無法解釋事件的一種因果闡釋。也許正因如此,這種妄想才如此根深蒂固,使患者在困難中尋找解答,而這個解答既恍惚又神秘,完美體現了精神分裂症的複雜性。
他發現,這些機器的描述不僅反映了患者的內心世界,還是他們對現實的一種反應與詮釋。
有趣的是,塔斯克指出,這些患者變得對當前的科技非常感興趣,迫切想了解如何運作這些“影響機”。儘管有了現代技術的理解,這些機器依然帶有難以用科學解釋的神秘感。患者經常描繪這些機器如何透過波動或光束來操控他們的思想和感受,甚至改變他們的生理狀態,特別是性器官的感受。
精神分裂症患者對於現實與內心經歷的感知,因受外部“機器”的侵擾而逐漸扭曲。在這樣的情況下,妄想既是治療的障礙,也是治療的核心。患者所患的病不再單純,只是個人內心的低語,往往與社會、文化背景緊緊相連。
這場精神與現實的對話質疑了我們對於自我的看法,挑戰了意識與無意識的邊界。
在文學領域,塔斯克的“影響機”理論進一步延伸到了小說與電影中。例如,在小說《飛越杜鵑窩》中,主角認為精神病院本身是一個更廣泛的“合成機器”,隱喻著技術社會對盈利的渴望如何吞噬個體的主體性。這樣的敘述使人反思當代科技對我們生活的深遠影響。
這個議題不僅限於精神病學的探討,也引起了對技術和社會的思考。社會運動者傑瑞·曼德在其著作《電視的四個反對理由》中,如此評論塔斯克的“影響機”理論,他指出電視的作用與精神病患者所述的機器相似:電視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響觀眾,創造出虛幻的現實更甚於其中有影響的現實。
歷史上,塔斯克的研究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精神分裂症的新視角,也提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在當今充斥著信息科技的時代,我們是否仍然被一種看不見的“影響機”所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