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病學的歷史中,有如「影響機」這一概念,跨越了心理學和社會學堅實的界限。維克多·陶斯克(Victor Tausk)於1918年發表的文章《關於精神分裂症中“影響機”的起源》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特別是在探討技術與人類感知如何相互影響的背景下。陶斯克將其觀察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連結,指出這些患者往往因為感到自己的思想和感覺被某種不可見的機器操控而產生恐懼和焦慮。
陶斯克認為,影響機的妄想反映了患者對自我邊界的喪失,並將這種妄想視為一種對自身經歷的因果解釋。
陶斯克的研究不僅影響了心理學,還為文學和媒體中的科技與人性交錯提供了豐富的靈感。當代文學中的許多作品也開始探索科技如何塑造人們的思想和現實感。例如,在肯·凱西的《飛越杜鵑窩》中,主角“首席”布朗登相信自己所處的精神病院和相關工作人員實際上是一台為更大“結合體”服務的機器。這一描繪被視為文學中“影響機”患者的經典範例,揭示了人類對科技的恐懼和隱患。
凱西的作品成功地傳達了現代社會中技術所帶來的疏離感,將人類的內在世界與外部科技的影響進行了深刻的對話。
除了文學作品,陶斯克的「影響機」概念在當代媒體中也反映出來。活動家傑瑞·曼德在他的書籍《四個理由消除電視》中提到,電視本身就像一種“影響機”,無形中改變著觀眾的思想和情感。他指出,電視透過視覺影像和故事情節影響著我們的感知,類似於陶斯克所描述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想。
“毫無疑問,這個‘影響機’聽起來與電視非常相似……電視在我們的意識中帶來了許多與我們經驗之外的現實影像。”
在這個數位媒體盛行的時代,我們越來越依賴技術來獲取信息和感知世界。這使得圖像與資訊的來源愈顯模糊。我們不禁要問,當科技不再僅是工具,而是成為我們思維和感知的延伸時,人類的自我邊界將如何重新得以界定?
陶斯克的「影響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考維度:當一種外部力量看似掌控了我們的思想和情感時,我們是否還能保持自我?透過文學和藝術的視角,我們能夠更深入地理解科技的影響與人的複雜關係。從《飛越杜鵑窩》到曼德的論述,這些作品不僅是對個人心理的探求,也是對社會現象的敏感觀察,揭示了人類與技術之間永恆而微妙的拉鋸戰。
究竟當代社會是如何在技術的推動下,追尋著自身的存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