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病(Nobel disease)或稱為諾貝爾情結,指的是一些諾貝爾獎得主在晚年抱持奇怪或科學上無根據的想法。無論是在諾貝爾獎授予其後,這種情形似乎亘古不變,許多得獎者在獲獎後對自己有了更大的自信,膽敢在其非專業領域發表意見。不過,這樣的情況是否單單限於諾貝爾獎得主,並未有確證。這一現象引發了很多科學家的關注與思考。
保羅·紐斯(Paul Nurse),2001年生理學或醫學諾貝爾獎得主,曾經警告後來的獲獎者:“不要相信你在幾乎所有事物上的專長,並以諾貝爾獎的威望自信地表達意見。”
雖然尚不清楚諾貝爾獎得主是否比其他科學家更容易受到思維錯誤的影響,但這一現象卻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證明在一個領域的權威地位並不必然意味著在其他領域的權威性。獲得諾貝爾獎的成就,雖然能夠兩者兼具智力與科學才能,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種特徵並不與非理性相矛盾。
隨著社會對於諾貝爾獎的認可度持續提升,某些得獎者願意隨著榮譽而發表更具個人見解的研究與觀點。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對於這種現象進一步闡述道:
“我自己曾經被詢問過從治療感冒的方法到約翰·甘迺迪簽名的信件市場價值的各種意見。毫無疑問,受到的注意(來自於獲得諾貝爾獎)固然令人愉快,但同時也會造成腐化。”
因此,弗里德曼建議透過建立更多的獎項來競爭,以防止因為在我們的能力外過度自信而產生問題。然而,這樣一個龐大的名譽產品並不容易取代,因而這樣的自滿將長期存在於科學界中。
在許多諾貝爾獎得主中,有些人的信念或研究立場是有爭議的。例如,190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菲利普·倫納德(Phillip Lenard)支持納粹黨,並積極推廣德意志物理學與猶太物理學的區別。
再如1912年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亞歷克西·卡雷爾(Alexis Carrel),他成為了維希法國的優生政策的擁護者。
“19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查爾斯·里舍(Charles Richet)相信超感官知覺、靈異活動和鬼魂的存在。”
另外,195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林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認為高劑量的維他命C能預防感冒,並且透過服用大量的維他命進行自我治療。
這不僅展示了獲獎者對某些特定想法的堅持,還引發了關於專業知識邊界的思考。
除了弗里德曼的警告,許多其他獲獎的科學家也在晚年發表他們對科學以外事物的看法。例如,1973年諾貝爾獎得主尼古拉斯·廷貝根(Nikolaas Tinbergen)在諾貝爾接受演說中推廣不再被認可的「冰箱母親」假說;而1993年獲獎的卡里·穆利斯(Kary Mullis)甚至對艾滋病病毒的成因提出不同觀點,認為HIV並非唯一誘因。
這些例子都指向一個重要的問題:科學界的權威與非權威之間的差距,在某些情況下,是否會致使其言論被過度擴大其影響力?
獲得諾貝爾獎的榮耀無疑彰顯了個人對專業領域的貢獻,但隨之而來的也是一種扭曲的自信感,促使這些得主有時在非專業領域做出不理性的判斷。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是否應更加謹慎地解讀這些偉大科學家的言論,特別是在他們超越自己專業範圍的話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