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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你知道什麼才是關鍵嗎？
在經濟學中，「趨同」或稱為「追趕效應」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它假設經濟相對較貧窮的國家人均收入的增長速率通常會快於較富裕的國家。這一現象在著名的索洛-斯旺模型中得到了充分的解釋，該模型認為，經濟增長是由於實物資本的累積，直到達到每工人的最佳資本水平，也就是所謂的「穩定狀態」，在這裡，產出、消費和資本都將保持不變。
更快的增長預測發生在實物資本水平較低的國家，這種增長常被稱為「追趕增長」。
根據該模型，所有經濟體系最終的人均收入應該會逐步收斂，這使得發展中國家在理論上能夠以比發達國家更快的速度增長，因為貧窮國家的資本收益遞減效應不如資本豐富國家那樣明顯。此外，貧窮國家還能夠複製發達國家的生產方法、技術和制度。
在經濟增長文獻中，「收斂」這一術語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含義。首先一種稱為「西格瑪收斂」，指的是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收入水平分佈在減少；而「貝塔收斂」則表示貧窮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快於富裕經濟體。
根據經濟學家Jack Goldstone，二十世紀的「大分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達到頂峰，並持續到1970年代初。
然而，儘管存在這些理論，事實上並非所有貧窮國家都能夠實現追趕增長。經濟學家Moses Abramovitz強調，國家需要具備「社會能力」，如吸收新技術的能力、吸引資本以及參與全球市場的能力，才能從追趕增長中受益。
若缺乏這些必要條件，追趕增長的過程可能會被阻礙，這也解釋了為何當今世界仍然存在著分化。
理論上，技術應當是無障礙地交易和可用的，然而，在一些開發中國家，資本的稀缺性可能會阻礙追趕增長的實現。這使得這些國家陷入低效率的循環中，最先進的技術往往無法獲得，從而造成生產力技術的差異，這正是區分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之所在。
根據經濟學家Jeffrey Sachs的觀點，收斂不會在所有地區發生，這有部分歸因於某些開發中國家的閉塞經濟政策，若能透過自由貿易與開放來改善，則可能會解決這一問題。一項對111個國家在1970至1989年間進行的研究顯示，工業化國家的年均人均增長率為2.3％，開放型發展中國家為4.5％，而閉鎖型發展中國家僅為2％。
在案例研究中，以日本、墨西哥等國為例，Nakaoka對日本明治時期的追趕過程進行了分析，闡明了人類和社會態度的特徵。1960至1970年代的東亞四小龍，包括新加坡、香港、南韓和台灣，也都迅速與發達經濟體接軌。
然而，有經濟學家對追趕理論提出批評，認為內生性因素，例如政府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大。Alexander Gerschenkron指出，政府可以替代缺失的先決條件來促進追趕增長。經濟歷史學家Kenneth Sokoloff和Stanley Engerman則提出因素禀賦是影響結構性不平等的重要決定因素。
他們的研究顯示，擁有良好因素禀賦的國家如美國和加拿大，因為土地適合小規模農業而能夠發展更為平等的社會結構，這對於長期經濟增長是有益的。
從根據Oded Galor的分類，經濟收斂可分為絕對收斂、條件收斂和俱樂部收斂等不同類型。然而，每一種理論背後都存在著復雜的因素和條件，這也讓當今的經濟學家對如何促進全球經濟平衡發展持續探索。這讓人不禁思考，未來各國經濟格局的演變將會是如何呢？
